民间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优规模与区域差异

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现已成为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民间金融体量不断扩大,其对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民间金融是否存在最优规模的问题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从具有常替代性的CES生产函数出发,数理论证民间金融最优规模的存在性,并采用2004—2020年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民间金融占GDP的比重等于民间金融的产出弹性时,民间金融达到最优规模,此时其最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实证结果发现,全国水平下民间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最优值(民间金融占GDP的比重)为76.65%,且该最优值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即东部地区为71.57%,中部地区为87.24%,西部地区为84.00%。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基于Dagum基尼系数与Kernel核密度揭示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规律。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具有“东高西低”阶梯形的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八大综合经济区普遍由失调阶段跨入协调阶段;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沿海经济区的协调水平明显高于内陆经济区,但地区间协调程度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演进态势。

中国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建设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2023年10月,我国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而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建设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条件。利用熵权法、泰尔指数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建设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在2013—2022年之间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趋势,整体呈现“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态势;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广东排名靠前;东部沿海地区内部的联动效应高,南部沿海地区的联动效应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组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扩大;东北地区、黄河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内部发展水平差距波动大。最后文章提出应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因地制宜制定当地政策,推动本地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打造本地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圈;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规范性等建议。

统一性前提下的金融调控区域化路径——基于中国地区经济与金融依存度差异的实证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在通过设定一系列经济、金融指标,综合运用平行数据模型(PANEL- DATA)研究不同区域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和不同区域的经济与金融依存度差异、区域经济对金融政策的敏感度差异,以期为区域金融调控政策手段的创新和实施,缩小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所借鉴。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区域差异特征研究

本文使用熵权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市在2012—2020年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核密度估计分析该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变轨迹。结果表明:国内各省市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在逐年改善,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且一线省市与落后省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扩大。截至2020年,我国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总体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其中地区间相对差异占比最大。

金融创新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采用2011—2020年我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各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创新对不同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通过区域差异性分析,研究如何更有效配置金融创新资源,从而达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目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区域,金融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金融创新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在发达地区要弱于不发达地区。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验证了所得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最后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韧性水平测度、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研究时期划分为金融危机抵抗期、金融危机恢复期和新冠肺炎疫情抵抗期,利用敏感性指数法测度三个周期的经济韧性水平,采用GIS可视化、标准差椭圆与莫兰指数揭示省域经济韧性的时空特征,使用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揭示中国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抵抗期,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恢复期,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新冠肺炎疫情抵抗期,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伴随着不同类型的冲击,中国省域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生相应变动。如金融危机抵抗力空间分布呈现“南(略偏西)—北(略偏东)”格局,而新冠肺炎疫情抵抗力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格局。另外,中国省域经济韧性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全国整体经济韧性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分界点在中美贸易摩擦时间点附近,区域内部经济韧性有较大的极化趋势。中国经济韧性的差异呈现“倒U”型,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东-中部的经济韧性水平之间差异最大。

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及动态演进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目标必须加快经济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应用空间,两者相互影响。在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与耦合机理分析基础上,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然后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探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样本期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但二者均呈上升趋势,而且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和西部的地区内差异逐渐扩大。各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但保持原状态概率较大。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

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厘清中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关系。本文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要实现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需厘清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基于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金融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基于泰尔指数和GIS地图技术分析了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表明:全国省域层面金融发展差异显著小于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而金融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差异主要由四大板块间差异形成,而金融发展差异主要由东部10个省份间差异形成;金融发展格局显著不同于经济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地带性差异,区域金融发展没有表现出地带性差异,西部省份金融比率提升显著,中部6个省份经济增长提速明显,但金融发展显著滞后。这意味着在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只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金融空间组织、金融机构的信用区域分配等都会影响区域金融发展。

区域差异视角下我国金融排斥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服务业也逐渐步入快速成长期,但是金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金融排斥现象普遍存在。文章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出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各区域金融排斥的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排斥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排斥程度最小,西部地区最为严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排斥程度与文盲率和女性人数呈正比,与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居民消费水平以及金融机构数量呈反比,与政府支持、人口规模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在治理金融排斥时,注重因地制宜,发挥政策引导性作用,转变居民观念,结合各地区表现调整政策侧重点。

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金融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

新常态下,渐现的地方债务风险对经济影响已不容忽视,如何有效衡量和防范过度举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在非线性框架下对中国30个省份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重点考察地方债务压力和地方金融差异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债务压力和金融差异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渐进演变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随着负债压力和偿债压力增加,该效应呈逐渐下降态势并转化为负效应。此外,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增加经济中的流动性,缓解举债推升利率对私人投资的挤占,进而增强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区域金融风险程度提升,增加了资本损失和贬值的风险,损害举债资金配置效率,进而弱化地方政府举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若干启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研究

在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方法,从中观层面上对我国区域经济与金融间互相作用进行计量分析,找出区域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作用关系的差距,剖析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提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域金融业发展应予区别对待的对策。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与商业文化发达程度、正规金融对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民间资金丰裕度等因素有关。利用区域宏观经济数据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发现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力。通过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重新构建,文章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均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区域差异——来自苏南、苏中、苏北的实证分析

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为理论基础,来实证分析江苏省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存款余额对GDP的贡献苏北大于苏中和苏南;贷款余额对GDP的贡献顺序为苏南、苏中、苏北;投资对GDP的贡献苏南大于苏北。

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作用的区域差异性

采用计量经济方法,考察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支持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正规金融支持对东、中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增长作用缺乏效率,而对西部地区富有效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非正规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的作用效应高于西部地区。其政策含义在于,要积极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真正形成富有竞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充裕的金融支持。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比较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差距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就三大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而西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成立。

经济的区域差异与金融成长

经济结构的区域差异必将引起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进而影响金融成长的进程。陕西财经学院张杰博土独辟溪经,在对“新古典均衡假说”、“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以及“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威廉森倒U型相关”作了比较分析后就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状况及其特征作了理论描述。并由此阐述:金融结构的区域趋同,金融聚集与中国金融成长的长程是一个“倒U”过程,在体制变革现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地推进“趋异”过程,而不是抑制这一过程。文章逻辑慎密,思想深遂,显示出作者的理论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