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是当前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但以实现碳减排为导向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简称“碳排放权交易”)不仅会影响区域碳排放水平,也会加速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变化产生影响。为此,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9—2020年中国402个地级市(区)的统计数据,该研究系统测算了中国区域内(省份内)和区域间(省份间)经济发展差异,并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此外,进一步从地理位置差异和地区产业类型差异两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整体来看,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正在缩小,区域内发展差异是引起整体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各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区域内发展差异明显,而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速发展使其与其他地区保持较大的区域间发展差异。②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缓解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该过程存在传导效应,即其会先影响区域内发展差异,随后影响区域间发展差异。③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主要通过降低工业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产生影响。其中,仅工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下降可同时缓解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该研究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与区域发展差异的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中国优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扩展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质量就业视角下我国省级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水平及区域差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高质量就业视角出发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水平,同时采用基尼系数法测度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的差异程度,揭示区域差异的演变趋势。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水平明显提高,10年间总体增长幅度约为38%;供给水平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不同区域的提升速度存在差距,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投入类指标供给呈“东多西少”的分布情况,西部地区的产出类指标供给水平最高,效果类指标的供给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总体基尼系数保持在0.23左右,供给水平的整体发展较为均等,具体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高于我国平均值,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保持较低水平;部分区域间差异显著且存在进一步分化趋势,其中东部与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未来应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财政投入均衡,重点缩小东部和西部的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差距,建立多元化供给模式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在促进社会整体高质量就业中的作用。

公平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间差异

本研究利用1993至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对扩招前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性差异变化,以及不均衡格局形成的影响机制展开实证性分析。研究发现: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配置的区域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预算内生均支出差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经费差距是导致差异上升的主因;各地高校生均支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财力的牵制。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地区财政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生均预算内支出的提高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则对生均预算内支出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区域间差异性与区域内不平衡性的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在预期寿命、妇幼保健、卫生服务资源、公共卫生四个不同方面开展分析,探讨健康水平的省际差异性和省内不均衡性。主要结论是:在预期寿命较高的地区,妇幼保健水平较好,卫生服务资源充足,问题主要集中在卫生服务资源的利用不足和传染病的发病和致死水平上。预期寿命较低的地区面临的健康问题比较多元。这对于健康促进和干预的重点和切入点有所提示。文章还探讨了婚检率、健康检查率、病床利用率、传染病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 2 0年的历程。在这 2 0年中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拓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 ,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当前农民收益分配不均衡问题。本文分别从收入来源角度和家户特征的影响程度两个方面 ,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分解分析 ,探讨了引起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

技术进步对数字经济区域间发展差异影响分析

基于互联网5G进程的加快,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发展迅速,技术成果下产品低成本可获得性以及数字服务的普惠性为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等提供了解决方案。本文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各省技术进步的程度,构建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与程度。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等,而技术进步正向地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Oaxaca-Blinder方法对差异进行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对区域间发展差异起到重要解释作用。

江西省财政支持医疗卫生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泰尔指数研究

运用泰尔指数,分别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与人口、GDP、财政支出相匹配的角度,对2009-2013年江西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和结构分解。结果表明,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对于财政支出和GDP的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地区差异主要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相对于以区域人口分布的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区域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对此,提出缩小地区经济差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建议。

差异化碳减排目标对区域产业部门经济与碳减排的影响

碳减排目标是实现减排任务的重要保障.为探讨差异化减排目标对区域产业部门经济与碳减排的影响,以在我国具有特定区位条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经济发展现状(相对较为落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主要研究区域,构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我国其他地区〔除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但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在内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设定P55C65、P75C65、P65C55、P65C65、P65C75(“P”表示广西壮族自治区,“C”表示我国其他地区,“55”“65”“75”分别表示碳减排目标依次为55%、65%、75%)和基准情景(无减排目标),研究区域间宏观经济和微观产业部门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①无差异情景(P65C65)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林牧渔业2030年的产值为741.17×10^8 元,比基准情景下降0.19%;我国其他地区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值为 33 457.49 ×10^8 元,比基准情景下降2.00%.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碳排放贡献较大的产业部门主要为食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和服务业,而我国其他地区碳排放主要受电力热力生产的影响.②差异化情景下,这两个区域的金属冶炼及压延部门受减排约束影响均较明显.相比无差异情景,P75C65情景下,广西壮族自治区2030年金属冶炼及压延部门的出口总值和省际输出分别降至17.55×10^8和186.32×10^8 元,分别下降了6.80%和1.65%;本地供应和产出分别降至358.72×10^8和562.59×10^8 元,分别下降了1.85%和1.95%;金属冶炼及压延部门碳排放降至 4 997 ×10^4 t,下降了12.79%.而我国其他地区2030年P75C65情景下,金属冶炼及压延部门的出口总值、省际输出、本地供应和产出则分别上升了0.05%、2.06%、0.06 %和0.06%,分别增至 1 283.24 ×10^8、28.25×10^8、 26 598.95 ×10^8和 27 910.43 ×10^8 元,该部门的碳排放上升了0.05%,增至 82 927 ×10^4 t.尽管碳减排目标能有效降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碳排放,但也会给其产业部门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该区域的出口、省际输出、本地供应和产出不仅受自身减排目标的影响,也受到我国其他地区减排目标的约束.建议在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减排任务时,也要实施差异化减排目标,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

外贸依存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基于我国省际数据

借助David N.Weil的两部门配置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引起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理。采用1993-2007年中国的省区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了外贸依存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贸依存度在全国层面或是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层面都显著地促进了TFP的增长,但外贸依存度的贡献率在区域层面有所差异。我国中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大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大于西部。为了消除这种区域差异性,需要更进一步地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大力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并引导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合理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其区域差异比较

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是理解中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线索,也是反映地区间企业税费负担、进入管制水平等制度差异的重要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来测算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发现指数从1997年的8.41%逐年降低到2014年的7.9%,降低幅度比例达到5.1%,而17年间东、中、东北和西部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分别是7.55、8.41、8.45、8.63,下降幅度分别为0.72%、0.5%、0.21%、0.15%。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还不够大,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依靠自身难以降低的成本,需要依靠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等环节实现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从而帮助企业切实提高获得感。

四川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分析——基于1998-2009年面板数据

重庆直辖后,四川省区域经济格局受到一定的影响。本文基于四川省19 9 8-2009年人口及经济发展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式,对四川省区域总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总差异呈倒U形特征,其中区域间差异和内部差异贡献相当;在区域内部差异中,以成都经济区最为突出。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1978—2008年的数据研究我国FDI分布不均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不仅FDI实际数量差异而且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都是导致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区域间分布不均衡加剧区域经济差异,通过研究FDI在东、中、西三地区的流入规模以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得出结论:FDI分布的不平衡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利用FDI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区域差异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促进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但目前人们对于流通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还缺乏深刻认知,同时我国各地区的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这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加快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流通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得到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流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四大区域内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的发展差异较明显;对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差异进行了分解后可以发现,占主导地位的是区域间差异。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研究

本课题基于2008年~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和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讨了中国各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依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之间差别不大;各省市之间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也表现出强烈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来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空间格局.

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何区域差异?

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总体差异呈上升趋势,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的区域间差异较大,区域内差异大小排序为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研究结论可为探讨统筹推进区域间与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三大战略经济区域的能源消费时空演变及差异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强调,将"美丽"二字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能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要素,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区域能源消费不平衡的现状,采用能源强度这一测度分析了2010年-2017年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京津冀地区三大战略经济区域能源消费的趋势,并基于泰尔指数法对能源强度差异进行了分解,结合研究结论从宏观方针、经济转型、技术创新、监测系统方面提出缩小区域内能源消费差异、改善区域间能源消费现状的相关建议。

江苏省农村信息消费差异的动态变化及空间分解——基于泰尔指数的实证分析

文章考虑农村信息消费发展,采用泰尔指数模型对1988-2013年江苏省农村信息消费区域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考察并对其进行空间分解,以确定江苏省信息消费区域差异的来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在样本考察期间内呈下降趋势,下降的原因在于区域间信息消费差异的下降。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差异受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影响,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远大于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据此,提出解决江苏农村信息消费区域差异的关键在于消除区域间信息消费发展差异。

中国区域间财政收入差异的成因——基于对营业税的分析

根据以往我们按照不同收入来源对中国区域财政收入差异的分解,营业税是中国区域间财政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基于此认识,本文根据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主要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法,对营业税做进一步分析,从而研究我国区域财政收入差异的主要成因。首先考察了收入水平、地区排序及人口份额对区域间营业税收入差异变化的影响,得到收入水平是差异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而讨论了产业间、行业间、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营业税收入水平差异,得出结论:各地区不同的行业差距是营业税收入水平差异的首要原因,也是区域间财政收入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该结论对缩小区域财政差异的政策选择有启发作用。

收费公路总量控制分析

基于对收费公路总量控制的思考,选择GDP增长率、汽车保有量增长率和人口分布密度增长率作为影响收费公路总量的因素,分别建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回归模型,得出收费公路总量规模。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未来20年中国收费公路总体增长明显,2029年将达到收费公路总量最高峰,但是增长幅度将明显减慢,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