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依据、模式与机制

本文认为,实施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应当采取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建立健全流域区际民主协商机制、流域生态价值评估机制、补偿资金营运机制和流域区际经济合作机制等。

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区建设的区际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建立是目前生态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区际生态补偿由于涉及到不同的行政区域,具有较大的实施难度。本文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为例,从保护区改善水质所带来正面效益的角度,探讨了跨流域调水所涉及的生态补偿问题,提出了建立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区际污染、生态治理及补偿

本文利用经济要素空间作用力的均衡机制,探讨了污染外部性条件下的市场失灵、区际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政策。研究表明,当污染与交易成本都很低时,在很低的概率下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当污染很小且交易成本很大时,政府陷入干预的盲区;在更普遍情形下污染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因为政府治理市场失灵会引起区域间利益重置,所以需要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来保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往往会导致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治理污染、区际生态环境保护与要素最优配置目标上具有同一性,从而只要能够突破财政约束,中央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区际生态补偿政策。

对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想

森林生态补偿的实现应当包括区内(纵向)补偿机制和区际(横向)补偿机制。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为区内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对于区际补偿制度则缺乏相应规定。区际森林生态补偿建立在生态利益的依存性和行政上的无隶属性的基础之上。其建立需要制定有关区际森林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完善相关组织机构及增强公众生态意识和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考核制度。

区际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兼及构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机制

区际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重要内容之一,区际生态补偿有利于生态公平的实现、地区差距的缩小,使得生态安全得以保障,能够促进生态补偿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需要以法律为保障,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当前需要确立以国家为主导的模式。为促进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其实施范围主要包括流域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固体废物生态补偿以及大气生态补偿,同时,还应建立异地开发生态补偿制度。

城市群区际生态贡献与生态补偿研究

城市群是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区际横向生态补偿是城市群生态共建共享的重要措施。借助投入产出思路,建立反映生态投入、生态消耗的区际生态贡献计量指标体系,应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京津冀、长江三角洲、成渝地区城市群进行区际生态补偿实证分析,探索城市群区际生态补偿逻辑、依据及措施。结果表明,①利用投入产出思路,按照生态投入与生态消耗来找寻区际生态关系逻辑,建立生态贡献指标体系并借助投入产出模型来确定生态补偿角色和考量补偿标准依据,基于生态贡献的城市群内部区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机理清晰、可操作性强;②加快健全区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自然资源要素统一登记管理基础上,拓展生态贡献计量指标并定期统一监测公报,结合地区GDP、公共财政,以及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等,定量生态补偿额度,从而建立城市群系统内生态共建共享的绿色利益机制。

协同发展视域下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

区际生态补偿关涉区际生态公平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并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京津冀人缘相亲、地缘相接,更因处于太行—燕山山脉与渤海湾的合围之中,而具有紧密的生态依存关系。区际生态不公的长期存在、区域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等决定了应加强包括构建区际生态补偿制度在内的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京津冀地区社会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等,则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首先需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并同时重视市场推进作用的发挥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而关键则是要准确厘定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主体、科学制定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合理确定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方式。

基于生态足迹的浙江省区际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利用生态足迹计算模型,测算了2015年浙江省各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并基于生态补偿系数对浙江省区际生态补偿标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浙江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总量分别为15 484和7 111万ghm^2。除丽水市为生态盈余外,其余10个地区均为生态赤字,其中宁波市生态赤字为最高的2 011万ghm^2,有7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处于极不安全状态。丽水市应获得生态补偿46 509万元,其余10个地区均需支付生态补偿,总量为13 466 220万元。2015年浙江省需净支付生态补偿13 419 711万元。以浙江省地均生态补偿量为基准进行修正,结果显示宁波市、杭州市和嘉兴市这3个地区需支付生态补偿,支付量分别为3 457 187、2 110 322和144 189万元。其余8个地区获得生态补偿,其中丽水市、衢州市和金华市是获得生态补偿最大的三个地区,补偿量分别为2 276403、1 093 543和989 003万元。

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模式

20世纪80年代项目融资引入我国后,广泛使用于多种项目形式。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应尽快提上日程,解决资金问题是重中之重。生态环境资源中一部分属于准公共物品,可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采用项目融资的模式进行保护和补偿。在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中,投资结构以公司制的主体为主,融资模式可使用间接形式和BOT和PPP等模式,资金结构安排股本资金和债务资金的适当比例,担保结构以投资方自身的担保为主。与此同时,对于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面临的投资主体选择、资金成本差异和生态补偿效果的风险,还应采取加强立法、建立基金和设立保险的方式解决。

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是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关键

环境问题环境资源关系已成为重要的区际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极大的影响和抑制区域协调发展。本文首先探讨区际环境问题和环境关系的成因、类型、数量动态、时空演变格局;独创性的剖析区际环境关系、区际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刻根源。深入研究区际生态补偿作用和影响,指明缺乏补偿是江河上游与下游地区间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指出区际生态补偿体系应由政策法律制订机构、补偿计算机构、补偿征收管理机构等组成;同时着重研究计算策略思路、计算方法、计算过程、计算结果表达等区际生态补偿计算有关问题;分析建立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在环境资源管理体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移支付制度)、环境影响数量技术、环境问题争端协调解等面临的诸多困难。

区际生态补偿的价值基础与评估

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资源环境具有投入产出的外溢性,区域生态资源环境变化与相关区域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但如何促使环境受益地区对付出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进行合理补偿,关键在于进行科学合理地定量。即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与核算为现实中的生态补偿提供实际可操作的价值估算依据,增强生态补偿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情不一,因此,唯一的生态补偿计量方法并不实际,应该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和模型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各资源环境承载区的实际,研究探索定量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评价体系。

二次大开发中的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区际生态补偿

西部区域生态破坏的外溢效应和生态区位的特殊性,决定了西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构建合理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相关利益主体生态及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获得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优化,并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之构建

目前,京津冀流域存在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与环境保护的严峻性等一系列问题,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从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来看,首先,要遵循权义公平配置、平等互利以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等基本原则;其次,应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再次,应着重解决区际生态补偿主体厘定、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以及区际生态补偿方式确定等关键性问题。

完善矿产资源保护法的新视角——建立区际矿区生态补偿制度

矿产资源保护不仅仅保护矿产资源本身,还要保护矿产资源所依附的自然生态系统。矿产是矿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护矿区生态也就保护了矿产。区际矿区生态补偿制度是矿产品消耗大省、矿产资源小省的矿产品消费行为对矿区居民、矿区生态造成的外部性进行补偿的制度,突破以往"谁开发破坏,谁恢复赔偿"的模式,而创新性地将矿产品消费创造经济财富的受益者——政府作为矿区生态补偿主体。建立区际矿区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矿区生态保护,有利于减少矿产资源破坏浪费现象,它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构建的时代性目标,是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矿产资源保护立法的新突破,是完善矿产资源保护法体系的重要路径。

外部经济应用的非对称性与区际生态补偿机制

分析我国现行生态保护建设政策,指出以往政策使用效果上的不足和补偿机制的对生态产品生产的激励作用,阐述了生态建设中资源转移对效率的关系,通过模型论证生态产品生产中为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对资源进行转移的必要性,探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途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体制与区际利益补偿:联结、影响与协调

区际利益补偿,是近年来中央积极推进的治理机制,其建立在区域外部性理论基础之上。通过考察外部性的治理方式可知,“庇古税”模式和“科斯模型”均具有理论可行性。而选择何种模型,往往与一国之财政体制密切相关。我国基于现行财政体制所选择的“纵向转移支付”,是一种不完整的“庇古税”模式。这一现实决定了目前所试点的区际利益补偿,只是对既有责任逻辑的另一种加持,导致区际利益补偿存在着补偿动力不足、补偿标准低下、补偿范围狭小等问题,应当回归到权利思维逻辑中。而要构建权利逻辑下的区际利益补偿,需要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包括事权的细化以明确补偿范围;财权(力)的差异化配置以增强补偿能力;转移支付制度的多维度完善以规范补偿体系,最终构建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三角财政关系。在这一基础之上,区际利益补偿才能调整适应理论界所设计的权利化补偿机制。

浅析区际生态补偿的价值基础与评估

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资源环境具有投入产出的外溢性，区域生态资源环境变化与相关区域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但如何促使环境受益地区对付出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进行合理补偿，关键在于进行科学合理的定量。即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与核算为现实中的生态补偿提供实际可操作的价值估算依据，增强生态补偿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情不一，因此，唯一的生态补偿计量方法并不实际，应该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和模型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各资源环境承载区的实际，研究探索定量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评价体系。

完善京津冀跨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研究

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通过分析京津冀跨区际生态补偿现状发现,在京津冀跨区际生态补偿实践过程中生态环境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还存在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不健全、主体不明确、方式单一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完善京津冀跨区际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厘清生态补偿的主体、推进生态补偿方式的多元化等途径来解决京津冀跨区际生态补偿存在的难题。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补偿问题的初步探讨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补偿问题,即如何对那些生态环境建设的直接效应的受损者与受益者之间进行公平性调控,亦即受益者对受损者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其中之一为地理学理论视界。本文运用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思想分析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补偿问题,得出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地域应该得到多元补偿和应该以生态环境建设产业或企业为主体来运作多元补偿的资本的结论。

生态不平等交换对横向生态补偿的启示

国际上对“生态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中心-外围结构视角,审视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差异性和关联性。文章将生态不平等交换理念引入生态补偿研究领域,探讨资源流动背景下生态成本的体现形式。基于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范围的制定未完全考虑资源供给者的利益损失,应重视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建议使用目前较为成熟的基于环境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区域间不平等交换差额,将其作为制定跨区域、跨流域和跨海域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参考,同时将生态成本引入产品成本核算中作为市场化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以服务于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