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刑法研究论纲

"医事刑法"应作为规范化名称加以确立。其研究乃刑事法应然视域,不必超越和游离于现有刑法基本理论体系。当前研究主要应围绕如何在充分运用好既存刑事法律规范的同时,理性检讨并修正其不足,及时确立新型医事刑法法益。对当前医事犯罪刑罚体系尚需进行必要延展,并注重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下重构医事刑事鉴定与审判机制。国内医事刑事立法应在坚持中国刑事法品质基础上,理性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注意立法的衔接性、动态性、包容性与超前性。

医疗过失刑法体系的构建——以日本医事刑法为参照

医患关系的解决需要合理的医事法作为支撑,而作为规制医生医疗行为重要规范的医事刑法,其地位更是不言而喻。构建合理的以医疗过失为核心的医事刑法体系,既能够达到规范医疗行为的目的,又能够防止刑法的过度介入,而造成萎缩医疗。日本作为医事刑法极度发达的国家,其医事刑法的形成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能够为我国医事刑法的发展和成熟提供重要的参照标准。

我国实验性医疗的刑法规制研究

实验性医疗是指使用危险和疗效均属未知的新药品、新器械或新技术尝试治愈疾病的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科学新知,次要目的是治愈疾病。非法实验性医疗行为对刑法保护的法益产生了现实或紧迫的威胁,为了发挥刑法一般预防的作用震慑非法实验性医疗行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受试者,有必要通过刑法规制非法实验性医疗行为。在实验性医疗行为中,应当对于刑事违法性进行准确识别,对于合理风险和危害风险进行实质判断,从而精准划分实验性医疗刑法介入的限度。我国既有的刑法规范难以有效打击非法实验性医疗行为,前置法规范与刑法规范衔接不畅。应当制定《人体实验法》完善前置法规范,在《刑法》中增设非法人体试验罪,并坚持刑法谦抑性认定非法实验性医疗犯罪行为,妥善处理医学伦理与刑事法律的关系,从而完善我国实验性医疗刑法规制路径。

医事刑法学中医疗行为概念的新界定

医疗行为的界定是认定能否构成医疗过失犯罪的关键要素。医疗行为应当具有目的性、主体特殊性、理论技术适当性、对象特定性、损伤性五大特征,医疗行为的界定必须体现出其特征与本质。医疗行为是指取得相关医学资格或以诊疗服务为职业的自然人或单位以人体形态、构造和生理机能的优化、变更或恢复为目的,以适当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准则,对医疗需求者进行具有损伤性的医学过程。

医事刑法视域中的精神障碍

我国刑法中精神病概念应修正为精神障碍。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承担应依其行为当时主观罪过程度由法官客观厘定,并在坚持精神卫生学与法学标准相统一、主客观相结合的判定原则下,将其划分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三个层级。对精神障碍犯罪者坚持减免刑罚的原则,并注重扩大强制医疗和相应保安处分适用范围。

医事刑法的基础理论

用法学的观点来宏观探讨医疗问题的学问就是医事法学。医事刑法学则是对刑法领域中的医疗与刑法相互交差的问题作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探讨医疗问题中刑法应该介入的领域或场合,其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在医事刑法的领域,必须坚持刑法的行为主义、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和谦抑性原则,但同时更要尊重人的尊严和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尊重医疗的正当程序法理,在存疑时坚持以生命利益优先。

医师刑事责任的限缩:假定同意理论之提倡

随着医疗模式由父权主义发展到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医师的释明义务也逐渐被泛化.当医师存在说明上的瑕疵,如若以违背释明义务为由追究医师的刑事责任,极易导致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张.在医疗父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假定同意理论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出发为如何缓解医患矛盾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指引.以“软法律父爱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假定同意理论结合“理性的一般人标准说”和“被害人本人标准说”两种观点,从维护患者最佳利益的立场出发,并兼顾患者本人的特殊价值观,可以合理限缩医师释明义务扩张所带来的刑事责任扩大问题.假定同意理论有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和界限,主要适用于超越患者同意范围的治疗行为:“未充分告知手术风险”和“扩大手术范围未予告知”,这为处理部分专断性医疗行为提供了解决路径.

日本应对尖端医疗的刑法发展与启示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医事刑法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日本为代表的医事刑法已经发展到应对尖端医疗技术领域。其在应对生殖辅助医疗、脑死和器官移植、克隆技术领域积累了诸多有益的原则和规则,对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发挥了重要功能。我国可在这些领域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刑法相关规制效果。

脑死亡的法律解读及刑事法效应探究

死亡标准是医事刑法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死亡标准的冲突应当接受法律的规制,并且法律上的死亡判定标准应当是唯一性的。从医学本质上考察,脑死亡应当属于法律意义上和医学意义上的双重死亡。法律上的判定标准应当采用以脑死亡判定为主,加之心肺死亡为辅的"修正一元性"理论。脑死亡标准的推行定会对刑事定罪与量刑、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必须考量由脑死亡推行带来的器官移植犯罪等情况。

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

专断医疗行为是指医师实施的未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医疗行为。广义的专断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等专断性医疗行为与典型的专断医疗行为;狭义的专断医疗行为,即典型的专断医疗行为系在应当获取患者知情同意权且有获取患者知情同意权可能性的情况下,医师怠于履行告知义务或违反病人意愿擅自实施的医疗行为,包括患者的无效同意与假定同意的情形。给患者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专断医疗行为可以追究医师的刑事责任。专断医疗行为缺乏患者承诺,是不被允许的危险行为,符合犯罪的本质,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既符合当前的社会需求,也弥补了民事侵权保护的缺陷。纳入刑法规制范畴的专断医疗行为应满足相应的不法要件与责任要件,同时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与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合理限制原则。对那些给患者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专断医疗行为可以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或医疗事故罪追究医师的刑事责任。

德国刑法中医师释明义务的历史脉络及新近发展

医师的释明义务在传统德国医事刑法理论上占据重要位置,最近又借＂假设同意＂理论再次成为医事刑法上的热点问题。在《德国民法典》以立法形式确认医师的释明义务之前,释明义务的相关发展多由司法判例和学者讨论推进,而司法实践对医师释明义务的态度也并非一以贯之。本文试图梳理德国医事法实践中医师释明义务的发展历史,描述司法机关从反对到支持,再到不断扩张释明义务范围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所谓＂假设同意＂制度进行限制的过程,进而分析假设同意制度在刑事政策上的合理性和教义学上的争议,以及在假设同意之外限制医师责任扩张及解释说明义务的其他途径。

2014年日本刑法学研究综述

—、导言本文旨在通过对日本2014年刑法学研究的回顾,来阐述日本刑法学于2014年的总体发展状况,并通过介绍刑法学者所出版的著作以及发表的论文,相对详细地论述在刑法总论与各论方面的理论现状。在参考文献方面,本文以《法律时报》的2014年学界回顾刑法部分[1]作为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