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对住院费用及医保支付的影响分析

在当前时期的药品市场规范化监管实施趋势下,国家医保药品的谈判改革进程正在致力于平稳推进。医保药品谈判的深入落实开展过程,将会显著影响到患者住院的医保报销分摊比例以及住院支出费用,并且还会对于国家医保机构部门的医保支付部分变化过程形成突出的作用。因此,本文探讨了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实践工作对于医保支付、患者住院费用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而提供了合理有效的完善解决措施。

基于垄断损失角度的医保药品谈判研究

目的 :基于垄断损失角度对医保药品谈判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方法 :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理论,对医保药品谈判的原理进行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厂商的垄断行为,论证了垄断产品的低产量、高价格会造成低效率问题,提出为挽回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可以遵循"差别定价"的原理进行价格干预,并介绍了可行的办法;通过将医保药品谈判放在政府价格干预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针对创新药品的医保谈判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政府价格干预,并对二者的差别进行了说明。结论:由于药品具有边际成本低、需求价格弹性小的特点,因此创新药品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价格干预空间大,对其实行医保谈判是合理的。

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对住院费用及医保支付的影响

[目的]分析国家医保药品谈判政策对四川省某三甲医院患者住院费用、费用结构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影响,为医保、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及卫生监管机构的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四川省某三甲医院2014-2021年住院患者结算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等方法分析医保药品谈判对患者住院费用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影响。[结果]政策实施前(2014-2017年)住院患者74.9万人次(年均18.725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5.4%,年次均住院费用为21,221.49元,药占比为24.1%;政策实施后(2018-2021年)住院患者89.1万人次(年均22.275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2.47%,年次均住院费用为24,481.11元,药占比为18.2%。政策实施后除中西医结合科和肿瘤科平均住院费用有所下降外,其他科室年次均住院费用均呈上升趋势。按病组分值付费的患者未使用、使用1种、使用2种及以上国谈高价药品的年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为8127.87元、14,077.25元和20,814.68元,次均支付盈亏金额分别为727.21元、697.98元和602.5元;DRG点数付费的患者未使用、使用1种、使用2种及以上国谈高价药品的年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为7507.7元、13,195.17元和20,007.9元,次均支付盈亏金额分别为2055.64元、1517.51元和-727.27元。[结论]政策实施后住院患者人次稳步增加,患者住院费用持续快速增长,各医疗科室受影响的情况有较大差异,患者使用国谈高价药品的数量影响住院费用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赠药模式与国家医保药品谈判模式对药品销售情况的影响对比——以曲妥珠单抗为例

目的对比赠药模式与国家医保药品谈判模式对企业药品销售情况的影响,为制药企业优化经营策略提供案例参考。方法基于江苏省A市2013-2018年的医保统计及结算数据,以曲妥珠单抗为代表药品,对其在实施赠药策略和进入谈判药目录期间的销售、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同时对部分患者的用药行为变化进行分析。结果实施赠药策略后,当年曲妥珠单抗的销售量较上年提升了193.87%,销售额增长了155.71%,随后增长趋势趋于平稳;进入国家谈判药品目录后,曲妥珠单抗当年的使用人数较上年增长了87.68%,销售量增长了48.06%;销售额在单价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依然增长了22.81%。2种模式均能提升药品销量,同时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也证明,不同模式对患者曲妥珠单抗使用量有显著影响。结论在药品单位价格水平近似相同的情况下,赠药模式与国家医保药品谈判模式均能提升药品销售量,扩大药品覆盖面;而后者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用药门槛,在提升患者用药可及性的同时对企业销售、发展也起到了正向影响作用。

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助力脱贫攻坚

昂贵的专利特效药品使基本医疗保障基金无法分担癌症药品费用给患者带来的沉重负担,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日益严重。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基于我国现阶段脱贫攻坚的视角探索相关问题,分析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性。通过完善药品谈判体制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我院遴选评价的转化应用探索

目的:积极推进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常态化落地,提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水平及透明化程度,促进药品回归临床价值。方法:依据2022年5月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制定下发的《河北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化学药品)目录遴选评价表(试行)》中的评价体系,针对拟遴选入院的61个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从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其他属性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47个国家医保谈判西药中,29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34个药品前4项评分≥60分;39个药品总分≥60分;24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7个药品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14个国家医保谈判中药中,同时满足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的药品数量与同时满足前3项评分<50分、前4项评分<60分、总分<70分的药品数量均为6个。结论:本研究运用量化评价体系对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指标进行全方位评价,赋予量化分值,构建满足医疗机构需求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综合评价数据库,通过综合分数来提取出“优”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过程快速、科学、公正、透明。

2018—2022年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以下简称“谈判药品”)使用情况,为优化与调整医院药品目录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2018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谈判药品的使用情况,比较谈判药品谈判前后药品单价、销售数量及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均费用(DDC)等变化情况。结果 2018—2022年医院使用的谈判药品品种从原来的5种增加至24种,分析比较的13个药品中有11个药品经谈判后单价降低,7个药品经谈判后纳入医保及医保门诊特定病支付目录。DDC平均降幅36.43%,DDDs平均增幅1 770.31%,该项政策施行提高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销售数量显著增加。结论 通过降低药品单价、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方式实现谈判药品销售数量显著增加。谈判药品经济性提高,有效减轻患者负担,促进医院用药合理化,提高药品可及性和效率。

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执行困境及推进策略

目的为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的顺利实施落地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实施细则与监管体系、药品遴选、药品配备和质量控制、医保基金运行状况和信息化能力4个方面对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的执行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推进策略。结果与结论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可能存在政策实施细则和全流程监管体系不够明确,部分医保谈判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斟酌,药品配备和质量控制方面存在难点,各地医保基金管理和运行状况存在差异以及信息化能力不足等执行困境。对此,本研究认为可通过完善“双通道”政策实施细则、提高“双通道”药品目录合理性、建立“双通道”药店动态退出机制、推行专业化配送服务、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等措施来推动“双通道”政策的实施落地。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实施现状与政策分析

目的:对最新版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省级政策进行文本梳理和分析,对比各省份政策差异与创新举措,为完善“双通道”管理模式提供参考性建议。方法:检索2021年5月10日—2024年4月10日各省医疗保障局和卫生健康委等官方网站“双通道”管理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资料进行提取和统计分析。结果:各省“双通道”管理政策在药品准入、医药机构遴选、待遇保障、用药管理和限制性政策调整等方面共性与差异性共存。结论:“双通道”政策设计应因地制宜,建议细化药品目录准入标准,规范设置医药机构准入门槛,科学确定医保待遇水平,制定差异化的用药认定管理方式,进一步削弱政策限制性因素。

我国医保谈判药品落地问题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与政策建议

目的厘清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简称“国谈药”)落地难的制度逻辑,促进国谈药在医疗机构落地使用。方法基于医疗机构所处的复杂制度环境,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构建医疗机构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阐明国谈药落地过程中多重逻辑的互动与冲突,揭示国谈药落地难的机制,并提出应对措施。结果与结论国谈药落地存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及专业逻辑四者间不同程度的矛盾与耦合。在多重逻辑博弈中,市场逻辑与专业逻辑倾向规避风险、国家逻辑的“压力型体制”失效、社会逻辑的作用不具有强制性,共同造成了当前医疗机构以完成绩效考核为目标而配备使用国谈药的行动力不足的局面。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及医疗机构应以政策松绑解除国谈药落地的隐形限制、以激励约束形成医疗机构压力与动力、以绿色采购通道及时回应临床需求、以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参与国谈药落地监督等,从而改善国谈药的落地效果。

多维度下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配备分析

目的:从药品配备角度分析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情况,探究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方法:收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公示的协议期内388种谈判药品在全国的配备数据,从不同地区、机构类型、疾病领域、药品剂型、谈判批次等角度分析国谈药品在定点医药机构的配备品种数、配备率以及可获得率等指标。结果:超50%的被研究药品覆盖了全国30个及以上省份和50%以上的地市级城市,江苏和浙江的国谈药品配备情况较好,西藏、新疆和青海的国谈药品配备情况较差。平均每个省和地市级城市分别配备了330种和209种国谈药品,药品配备率分别为85.0%和53.8%。三线及以下城市的药品平均配备率(49.4%)低于一线城市(87.3%),非省会城市(51.5%)低于省会城市(80.3%)。口服剂型药品、慢性病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平均覆盖的零售药店数量高于医疗机构的数量。国谈药品在全国三级医院的平均可获得率非常低,仅为10.2%,肿瘤用药、注射剂型药品以及2018年首谈药品在三级医院的可获得率高于其他类型国谈药。罕见病用药在三级医院和罕见病协作网医院的平均可获得率较低,分别为3.2%和12.8%。结论:国谈药品在全国的落地情况存在品种、病种和地区等维度差异,本文将从零售药店供应、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以及企业推广等角度进行具体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不断优化国谈药品的供应保障。

医保谈判药品 双通道 管理机制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分析国家层面“双通道”管理机制政策特征,为完善“双通道”管理机制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并纳入8份与“双通道”管理机制相关的政策文件,基于政策工具和利益相关者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借助Excel并利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结果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针对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的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均衡,各种政策工具均有涉及;针对定点药房,政策制定者使用的政策工具总量较少且种类相对单一。结论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符合制度框架构建的政策定位,但仍需重视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关注力度,探索发挥供给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落地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目的:分析L省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使用现状,评估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的落地实施效果,以期为政策优化与完善提供实证参考与经验借鉴。方法:从谈判成效、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三个层面评估分析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的落地实施成效,并从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病种和典型药品四个维度探究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在L省的落地实施特征。结果: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谈判成功率达82.31%,价格平均降幅达60.10%,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L省的配备率达96.53%,患者自付比例、次均费用和次均自付费用分别为36.25%、442.11元和160.27元。讨论:建议各级医保和卫健部门协同做好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指导工作,提升药品可获得性与购药便捷性;持续开展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政策落地实施效果跟踪评价,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各统筹区因地制宜开展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相关政策解读与宣传,提升政策知晓度。

我国现行药品医保谈判机制运行情况调查研究

目的:为我国药品医保谈判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对参与江苏省、江西省、青岛市、成都市四地药品医保谈判的部分医保经办机构和医药企业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业务熟悉情况和对谈判机制的认可程度,并采用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有效问卷68份,有效回收率为97.14%;包括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21人,医药企业受访者47人。对于业务熟悉情况,受访者各方面评分平均值均>3(4分制),以"药品谈判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管理方式"评分最低;两类受访者在"药品谈判过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实质性谈判过程中的谈判目标""业务熟悉情况总评分"方面的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药企业受访者均高于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在对谈判机制的认可程度上,对谈判机制整体效果的认可程度除"有利于维持药企的价格体系"外其余各方面评分平均值均≥4(5分制),对谈判准备工作、实质性谈判工作、谈判协议执行情况、谈判项目监管评估情况的认可程度除"患者取药用药方便快捷"外其他各环节各方面评分平均值均>4。两类受访者对谈判机制整体效果、谈判准备工作、谈判项目监管评估情况的认可程度各方面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实质性谈判工作的认可程度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平等、合作、融洽的氛围下进行谈判"方面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高于医药企业受访者;同时,对谈判协议执行情况的认可程度在"在协议生效后,医保经办机构严格按照协议执行""基金向药企方支付及时、方式合理"两方面的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均高于医药企业受访者。结论:现行药品医保谈判机制整体效果较好,运行较为顺畅,但仍存在准备阶段收集的依据材料不够充分、患者取药用药流程繁复、谈判双方地位不平等、基金向药企方支付不及时、评估工作不完善等不足。

医保谈判药品纳入特药药房统筹结算可行性研究——基于福建省省本级医保谈判药品管理实践

福建省省本级医保谈判药品可及性有待提高,将医保谈判药品纳入特药药房统筹结算有利于发挥药店在医保药品供应保障作用、促进医药创新产业健康发展、推动医药分开实质进展,特药药房提供医保谈判药品服务有统一规范、医保谈判药品合理使用有章可循、"互联网+医疗健康"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监管制度有保障、国内其他省份特药药房监管及慈善援助监管经验使医保谈判药品纳入特药药房统筹结算具有可行性,建议从政策支持、严格准入、闭环监管、平稳推进等方面推动特药药房统筹结算工作,提高医保谈判药品可及性。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罕见病药品落地问题及路径研究

目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以下简称“国谈”)罕见病药品落地的关键和难点,探索罕见病药品在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通过文献复习和政策梳理、专家访谈、焦点小组访谈收集资料,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理论框架从多角度探索国谈罕见病药品政策执行情况的现状、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结果目前我国罕见病药品行业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医疗服务提供方在意识、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罕见病药品保障渠道有待优化,医疗保险支付机制尚不完善。结论建议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提升罕见病用药保障;加强医疗服务提供方能力建设,取消罕见病用药考核限制;畅通罕见病用药保障渠道,完善医疗保险支付机制。

打好国家医保药品谈判“下半场”

2017年上半年，人社部社保中心组织开展了国家医保药品谈判，首次通过谈判的方式同步确定医保药品准入和药品支付标准。对于人社部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可以说是破冰之旅、开创之举。医保从单纯的付费方转变为代表参保人利益的集团购买者、战略购买者，为参保群众购买到物有所值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使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医保事业发展带来的福祉。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浙江省三级医疗机构的落地实践

目的为我国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简称“国谈药品”)在省级层面的落地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通过查阅2021年1月-2022年3月国家医保局、浙江省医保局等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数据,结合政策文件,对浙江省各地市三级医疗机构数量、国谈药品实际配备情况、国谈药品可获得率、国谈药品品种配备率、医疗机构配备率等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对浙江省三级医疗机构配备的国谈药品品种数与浙江省各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配备国谈药品的三级医疗机构数、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实施时长等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截至2022年第1季度,浙江省135家三级医疗机构共配备国谈药品261种,占2021版国谈药品目录(275种)的94.91%;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注射用阿替普酶等品种配备率较高,配备的国谈药品种类与浙江省城乡居民排名前10位的疾病死亡原因高度重合。杭州市的三级医疗机构配备种类最多,达230种,衢州市最低,仅为34种;舟山市的医疗机构配备率最高(100%),丽水市最低(57.14%)。国谈药品配备品种数与各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配备国谈药品的三级医疗机构数量均呈正相关(P<0.01),与DRG的实施时长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浙江省国谈药品的落地情况总体较好,国谈药品三级医疗机构配备率、药品品种配备率较高。建议国谈药品的省级落地需多方联动,政策制定部门应“松绑”“驱动”双管齐下,畅通药品进院链条;医保部门应完善“双通道”管理机制,分担医疗机构用药压力;同时,还应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国谈药品医保报销水平。

历年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概况与分析——抗肿瘤药品专题

目的以抗肿瘤药品为重点,分析自2015年起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变化与发展情况。方法系统检索2015年—2020年每年国家医疗保障局等官方发布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相关政策文件,检索时限截至2021年2月5日。重点对比历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中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中抗肿瘤药品数量、分类、适应症分布、医保支付限定条件及医保支付标准等变化情况。结果 (1)迄今纳入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目录的抗肿瘤药品共63个,其中西药57个、中成药6个,覆盖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及肝癌等多个癌种。(2)有10个药品陆续纳入常规医疗保险目录。(3)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44%及以上。(4) 2019年、2020年国家医保局对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中协议即将到期的25个抗肿瘤西药进行了续约谈判,23个药品续约成功,其中7个药品扩大了支付限定条件范围;2个药品续约失败,其中1个于2020年纳入常规医保目录。结论医保支付标准总体呈降低趋势,为国家医保资金结余、降低患者就医负担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中抗肿瘤药品逐年丰富,肿瘤患者药物治疗保障水平逐步提升。国家医保谈判工作趋于常态化,药品支付标准、限定条件及报销时限等规定逐步明确;药物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在国家谈判策略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东省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双通道” 管理政策比较研究

国家医保谈判政策已经进入常态化趋势,为保障谈判药品的使用,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其中“双通道”管理政策极具特色,实践表明该政策有效提高了谈判药品的可及性,降低了患者的负担。本文比较山东省和省内各地市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方案,从“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药品种类、药品自付比例和支付方式等方面对比分析各个地市的政策差异和创新性管理办法。山东省及其16个地市的“双通道”管理政策制定实施总体情况较好,充分落实了国家级指导意见,接下来可在单行支付、平衡各地区保障水平等工作上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