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程认知行为治疗对老年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短程认知行为疗法(CBT)对老年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MUS)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经综合科医生和心理科医生联合协作识别出并接受规范化治疗流程宣教后的老年患者135例,用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的方法分为研究组66例和对照组69例。研究组在用药治疗的基础上用短程CBT进行心理治疗,而对照组仅用药物治疗。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法研究两组在治疗前、治疗结束、结束后半年的疗效差别。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EI)及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表(PHQ-15)评定临床疗效。结果治疗过程中,两组有患者脱落,但并无显著差异,最终研究组47例,对照组51例。CGI-GI评定分数显示两组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PHQ-15、HAMD、HAMA总分在治疗结束、结束后半年显著下降(P<0.01),对照组在治疗结束时显著下降(P<0.01),但在治疗结束后半年下降不明显,两组交互作用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整体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短程CBT能提高老年MUS患者的疗效,且疗效持续稳定。

德国综合性医院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与其他心理障碍患者的心理治疗服务时长差异性分析

目的考察德国综合性医院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UPS）患者与其他心理障碍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之间的差异性。方法 2014年3月—2015年3月选取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2006—2010年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转诊的住院患者8 695例,其中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6 720例,根据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转诊的原因分为3组,其中应对方式问题（Coping）组3 886例、当前的心理症状（CPS）组2 261例、MUPS组573例。采用联络会诊-基本资料记录表（CL-Ba Do）收集患者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以10 min为1个单位。比较3组患者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所占比例,并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单变量检验分析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 Coping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缺失392例）1-6个单位,共10 873个单位;C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缺失491例）1-6个单位,共23 383个单位;MU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1-6个单位,共2 940个单位。3组患者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MU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9个单位和10-13个单位者所占比例较Coping组和CPS组增多（P〈0.01）。一般线性模型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与CPS组比较,Coping组和MU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对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UPS组心理相关病史的采集和咨询讨论服务时长对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德国综合性医院中MUPS患者更易于接受心理相关病史采集服务,说明MUPS患者虽关注躯体不适的感受,但却有较高的潜在获取心理治疗服务的内心需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躯体化诊断的本土视角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是指无法通过实验医学的生理性病因进行合理解释的功能性躯体症状,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的核心条件之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及其历史变迁反映了西方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的二元分裂。而从本土身心合一和整体医学观的视角看,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这种差异也成为躯体化诊断在中国产生不适应性的原因之一。

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的现象学理解

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MUS)是一个常见的临床现象,在接诊MUS患者过程中的一个困难是医患沟通,医生难以理解和共情患者及其症状。这个困难部分可能来自于生物医学和还原论固有的瓶颈。本文试以现象学哲学为视角,提出人对自身躯体的感知和对世界的感知具有统一性,人存在于世界所必然会有的各种不适感在被医学术语考察后就成了"症状"。在到达自然医学的极限后,医生的一个职责是更好地、整体地理解患者,进而帮助患者理解症状、打断恶性循环。

认知行为疗法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

目的评价认知行为疗法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的干预效果。方法计算机检索Cochrane图书馆、Pubmed、Embase、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中的随机对照实验,干预措施为认知行为疗法。严格质量评价后,采用RevMan5.4进行数据分析。使用标准化均数差计算试验的效应大小,并用I2检验评估样本的异质性。结果最终纳入9项研究,共计1035名研究对象。Meta分析结果显示,认知行为疗法可以缓解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SMD=-0.33(n=1035,CI=-0.45-0.20),P<0.001。结论认知行为疗法能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产生有效干预。

医学上不能解释的慢性疼痛主诉患者临床特征和精神病学诊断

目的观察疼痛科医学上不能解释的慢性疼痛主诉(MUP)门诊患者的临床特征,完善其临床诊断。方法对疼痛科门诊87例MUP患者转诊至心理科门诊进行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研究,记录患者相关疾病信息和疼痛科诊断,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测查和面谈并作出精神病学诊断。结果MUP患者的躯体形式疼痛主诉以头、面、口腔部(56.3%)、胸部(49.4%)和腰背部(25.3%)为主,疼痛科诊断以不定陈述综合征(33.3%)、慢性头痛综合征(20.7%)、疼痛原因待查(心因性疼痛,29.9%)为主。男、女性MUP患者的疼痛科诊断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MUP患者的SCL-90各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中国常模(P<0.05)。HAD(d)评分≥8分为66.7%,HAD(a)评分≥8分为49.4%。MUP患者的精神病学诊断高达96.6%。结论 MUP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明显,躯体化症状多,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研究有助于完善其临床诊断。

综合医院“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症状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US)"患者症状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简易解释性访谈问卷(SEMI)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分别对MUS患者组50例和对照组30例进行评定。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患者组90%的症状严重程度在重度范围;躯体化症状分和消极应对分(NC)平均数均高于对照组(P<0.01),而积极应对(PC)分平均数低于对照组(P<0.01);68%的患者表现为超过6个月(最长5年)的慢性病程,就诊次数超过6次以上,涉及的症状在5种以上;96%的患者表达明显的疾病焦虑,坚信躯体症状提示有较严重的躯体疾病,同时流露明显的情绪反应如害怕死亡及功能丧失等。躯体症状严重程度与应对方式、疾病理念及就诊次数相关。结论 MUS患者有特殊的躯体化症状特点及疾病理念,疾病理念和就诊次数是症状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因子。

14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特征分析及心理护理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个性特征及共性,为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诊断及临床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主动前来临床心理科就诊的141例躯体形式障碍的患者进行抑郁、焦虑、睡眠及艾森克个性测试分析研究。结果: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人数只占总门诊量的2.1%,其中女性高于男性。躯体形式障碍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个性基础及共性特点。结论:综合医院中,躯体形式障碍的患者对疾病认识水平偏低,心理护理有一定难度,还需大力普及心身疾病的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加强心理护理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

德国心身医学联络会诊中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的诊断及转诊来源

目的：考察德国心身医学联络会诊的转诊服务中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 U PS ）患者的诊断情况与转诊来源。方法以德国某综合性大学附属医学中心2006～2010年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转诊的8722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联络会诊－基本资料记录表（CL －BaDo ）收集数据。结果（1）由综合性医院的临床科室向心身科转诊的 MUPS 患者的躯体疾病诊断中，在一般症状（22.0％）、神经系统（20．9％）、骨骼和肌肉组织（7．1％）方面的诊断比例明显高于当前的心理症状组（Current Psychological Symptoms ，CPS ）的患者和应对方式问题组（Problems of Coping ）的患者；而M U PS患者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在躯体形式障碍（17．9％）、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8．1％）、成人人格和行为障碍（2．2％）和其他神经症性障碍方面（3．6％）的诊断比例高于CPS和Cop‐ing的患者。（2）转诊患者的来源方面，心身科联络会诊服务中患者的转诊科室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内科、外科、神经科和皮肤科，与 CPS 及 Coping 的患者相比，MUPS 患者主要的转诊科室为神经科。结论德国心身医学联络会诊转诊服务中的MUPS患者的诊断情况与转诊来源与CPS和Coping患者不同，具有独特性，对于我国综合性医院识别及转诊M U PS患者具有参考意义。

应对未分化疾病:从过度诊断走向医患共同决策

未分化疾病指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或疾病尚处于早期而未能明确归属于某一系统的疾病,但诊治这类疾病常需消耗过量医疗资源并带来更多的医疗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归纳未分化疾病的特点,指出了未分化疾病的过度诊断问题,并就造成未分化疾病过度诊断的主要原因结合患者、医生、技术、行业四个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医患共同决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此外,临床医生提供专业建议,充分考虑患者诉求并建立契约式诊疗关系是实践未分化疾病医患共同决策的有效方法。

综合医院门诊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心理特征及生活质量评估

目的了解综合医院门诊躯体症状障碍患者的心理特征、生活质量。方法2014年5月至2015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门诊纳入诊断为躯体症状障碍（SSD）、抑郁障碍（MDD）的患者，在消化内科门诊纳入诊断为消化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PU／RE）的患者，对3组患者使用抑郁症状严重程度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12项健康调查简表（SF-12）、躯体形式障碍筛查问卷部分条目评估抑郁、焦虑、述情障碍严重程度、生活质量、医疗资源使用及主观感受，比较3组患者的心理特征、生活质量。结果SSD组PHQ-9[（10±6）分]、GAD-7[（8±5）分]、TAS[（74±7）分]均显著高于PU／RE组[分别为（5±4）分，（5±4）分，（71±8）分]，生活质量SSD组躯体健康总评[PCS（40±8）分]、精神健康总评[MCS（37±10）分]显著低于PU／RE组[PCS（45±6）分，MCS（47±9）分，P〈0．01]；SSD组与MDD组相比PHQ-9、GAD-7、精神健康总评（MCS）、TAS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躯体健康总评（PCS）得分低于MDD（P=0．017）；SSD组就诊次数多，生活受影响大，疾病持续时间长；多元线性回归发现，PHQ-9总分、主观感到生活受影响是SSD患者PCS的显著影响因子（F=14．600，P=0．001），PHQ-9总分、无业、认识区分情感和躯体感受的能力是SSD患者MCS显著影响因子（F=28．022，P=0．001）。结论综合医院门诊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受到躯体症状、情绪症状的多重困扰，并影响其生活质量，医师应针对性地予以生物-心理-社会全面评估和干预。

功能性躯体不适的心理-生理病理机制及临床治疗研究现状

功能性躯体不适作为临床常见问题,给患者造成显著苦恼和功能损害,给医生和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其对传统的笛卡尔式心-身二元论构成了科学方法论上的挑战.对功能性躯体不适的研究进展是心身医学随着各学科同步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文结合当前神经科学、医学交叉学科等对功能性躯体不适的生理病理和心理行为病理机制研究进展,按照中枢-外周、生物-心理-社会的双向、多元、整合思路进行综述,并综合当前临床干预和治疗的研究证据,按照临床诊疗流程顺序对功能性躯体不适的临床治疗进行概述.综上并结合当前我国的研究现状,建议:(1)加强对医生的心身医学思维继续教育和基本心身医学临床技能培训;(2)开展对功能性躯体不适具有针对性的高质量临床干预和治疗研究;(3)注重各交叉学科的合作,开展对功能性躯体不适的转化医学研究.

慢性广泛性疼痛患者的临床特征、焦虑抑郁及述情障碍

目的:观察医学上不能解释的和可解释的慢性广泛性疼痛(CWP)患者的临床特征、述情障碍、焦虑抑郁水平,探讨焦虑抑郁与述情障碍在CWP患者的相关性。方法:118例CWP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由疼痛科医师和心理科医师对其作出临床诊断,应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标尺(VAS)、多伦多述情量表(TAS-20)、Spielberger特质焦虑问卷(TAI)和Beck抑郁自评问卷(BDI-13)进行测量。结果:45例医学上不能解释的CWP(CWP-MUE)患者被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和适应障碍。31例CWP患者存在述情障碍。CWP-MUE患者的TAS-20总分、TAI和BDI-13评分均显著高于医学上可解释的CWP患者。述情障碍CWP患者的TAS-20总分、BDI-13和VAS评分显著高于非述情障碍CWP患者。CWP患者的TAS-20总分及DIF、DDF因子评分与BDI-13评分显著相关(r=0.294、0.303和0.248,P<0.01)。结论:CWP-MUE存在相应的精神病学诊断,具有更高的述情障碍发生率和抑郁焦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