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门诊患者中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临床特征初步探讨

目的探讨综合医院神经科门诊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unexplainedsymptoms,MUS)发生率、相关因素和症状特征。方法对221例神经科门诊患者进行人口学资料、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及临床表现分析。结果MUS发生率32.6%,男、女性发生率分别为23.0%、37.4%,31～50岁发生率最高(43.8%),存在抑郁和焦虑状态者分别为27.8%和18.1%,Logistic分析显示HAMD(OR=4.045)和年龄(OR=0.730)为其关键因素;临床以神经系统相关表现为主,36.1%的MUS患者存在2个或以上症状。结论神经科门诊患者约1/3存在MUS;症状表现多样,各症状联系不紧密;MUS与性别、年龄、焦虑和抑郁状态等多种因素相关,他评量表较自评量表更加客观准确。

德国综合性医院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与其他心理障碍患者的心理治疗服务时长差异性分析

目的考察德国综合性医院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UPS）患者与其他心理障碍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之间的差异性。方法 2014年3月—2015年3月选取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2006—2010年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转诊的住院患者8 695例,其中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6 720例,根据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转诊的原因分为3组,其中应对方式问题（Coping）组3 886例、当前的心理症状（CPS）组2 261例、MUPS组573例。采用联络会诊-基本资料记录表（CL-Ba Do）收集患者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以10 min为1个单位。比较3组患者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所占比例,并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单变量检验分析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 Coping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缺失392例）1-6个单位,共10 873个单位;C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缺失491例）1-6个单位,共23 383个单位;MU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1-6个单位,共2 940个单位。3组患者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MU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9个单位和10-13个单位者所占比例较Coping组和CPS组增多（P〈0.01）。一般线性模型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与CPS组比较,Coping组和MUPS组患者心理治疗服务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心理治疗项目服务时长对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UPS组心理相关病史的采集和咨询讨论服务时长对心理治疗服务时长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德国综合性医院中MUPS患者更易于接受心理相关病史采集服务,说明MUPS患者虽关注躯体不适的感受,但却有较高的潜在获取心理治疗服务的内心需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躯体化诊断的本土视角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是指无法通过实验医学的生理性病因进行合理解释的功能性躯体症状,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的核心条件之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及其历史变迁反映了西方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的二元分裂。而从本土身心合一和整体医学观的视角看,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这种差异也成为躯体化诊断在中国产生不适应性的原因之一。

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研究进展

在临床工作中,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是普遍存在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和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MUS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对MUS的流行情况、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情况等进行综述,以提高全科医生对MUS的认知水平并为我国今后MUS的研究奠定基础。

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发生和维持的心理机制

本文总结了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的历史发展、定义与内涵,以及精神动力学、认知行为理论和认知神经科学对其发生和维持机制的理解,同时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认知行为疗法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

目的评价认知行为疗法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的干预效果。方法计算机检索Cochrane图书馆、Pubmed、Embase、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中的随机对照实验,干预措施为认知行为疗法。严格质量评价后,采用RevMan5.4进行数据分析。使用标准化均数差计算试验的效应大小,并用I2检验评估样本的异质性。结果最终纳入9项研究,共计1035名研究对象。Meta分析结果显示,认知行为疗法可以缓解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SMD=-0.33(n=1035,CI=-0.45-0.20),P<0.001。结论认知行为疗法能对医学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产生有效干预。

“不能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医患互动的调查

目的探讨以"不能解释的躯体症状"就诊于综合医院的患者医患互动的特点,了解影响"不能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医患互动的相关因素。方法在综合医院心身科、中医科、神经内科、妇产科调查以躯体主诉就诊但没有发现器质性原因的患者,纳入标准为躯体形式障碍筛查量表(SOMS)≥9分且排除躯体器质性疾病及精神病性障碍者,收集到研究样本98名。对患者和主治医生分别进行问卷测评,问卷包括:治疗满意度调查、病因及治疗问卷(IPQ)、医院焦虑/抑郁情绪量表(HADS)。结果 42%的患者人均求医次数超过12次,40%的患者认为医生不理解自己;焦虑在界值分(>9分)以上的患者比例为72.8%,抑郁在界值分(>9分)以上的患者比例为55.4%;患者认为自己症状最可能的3个病因是情绪问题(70.1%)、过度劳累(68.4%)和年龄增长(61.2%);患者认为最重要的3个病因是压力及担心(30.6%),情绪问题(26.5%),年龄增长(21.4%);患者对于当前治疗过程的评价,好于医生认为患者对于当前治疗过程的评价,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82,P<0.05);不同科室患者当前治疗满意度和治疗评价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3,P<0.05)。结论医患之间对患者病因的认知以及治疗过程满意度有差异;"不能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多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症状。

综合医院“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症状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US)"患者症状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简易解释性访谈问卷(SEMI)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分别对MUS患者组50例和对照组30例进行评定。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患者组90%的症状严重程度在重度范围;躯体化症状分和消极应对分(NC)平均数均高于对照组(P<0.01),而积极应对(PC)分平均数低于对照组(P<0.01);68%的患者表现为超过6个月(最长5年)的慢性病程,就诊次数超过6次以上,涉及的症状在5种以上;96%的患者表达明显的疾病焦虑,坚信躯体症状提示有较严重的躯体疾病,同时流露明显的情绪反应如害怕死亡及功能丧失等。躯体症状严重程度与应对方式、疾病理念及就诊次数相关。结论 MUS患者有特殊的躯体化症状特点及疾病理念,疾病理念和就诊次数是症状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因子。

《解决患者出现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MUS)的需求》解读

社区患者出现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的概率非常大,Olde Hartman博士带领世界家庭医生组织精神卫生工作组的任务小组制作并发布了《解决患者出现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MUS)的需求》的文件,本文从全科医师的角度,对该文件进行详细解读,以期提高全科医师对MUS的诊疗水平。

德国心身医学联络会诊中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患者的诊断及转诊来源

目的：考察德国心身医学联络会诊的转诊服务中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 U PS ）患者的诊断情况与转诊来源。方法以德国某综合性大学附属医学中心2006～2010年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科转诊的8722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联络会诊－基本资料记录表（CL －BaDo ）收集数据。结果（1）由综合性医院的临床科室向心身科转诊的 MUPS 患者的躯体疾病诊断中，在一般症状（22.0％）、神经系统（20．9％）、骨骼和肌肉组织（7．1％）方面的诊断比例明显高于当前的心理症状组（Current Psychological Symptoms ，CPS ）的患者和应对方式问题组（Problems of Coping ）的患者；而M U PS患者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在躯体形式障碍（17．9％）、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8．1％）、成人人格和行为障碍（2．2％）和其他神经症性障碍方面（3．6％）的诊断比例高于CPS和Cop‐ing的患者。（2）转诊患者的来源方面，心身科联络会诊服务中患者的转诊科室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内科、外科、神经科和皮肤科，与 CPS 及 Coping 的患者相比，MUPS 患者主要的转诊科室为神经科。结论德国心身医学联络会诊转诊服务中的MUPS患者的诊断情况与转诊来源与CPS和Coping患者不同，具有独特性，对于我国综合性医院识别及转诊M U PS患者具有参考意义。

有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患者抑郁障碍的现况调查

目的:调查有医学无法解释症状(MUS)的患者抑郁的发病率。方法:对门诊就诊的251例有MUS患者进行患者健康问卷(PHQ-9)评定,得分≥5分被认为存在抑郁症状,由精神科医师应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对其进行访谈并诊断是否存在抑郁障碍。结果:52.98%的有MUS的患者存在抑郁症状,其中男性发病率41.57%、女性59.25%,性别间的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9.48%的有MUS患者可以被诊断为抑郁障碍,其中男24.72%、女32.10%,性别间的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不同症状为主诉的有MUS患者的抑郁障碍发病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神经内科就诊的有MUS的患者中抑郁障碍十分常见,且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

住院心肌梗死病人躯体化症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住院心肌梗死病人躯体化症状及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2016年5月—2017年3月,选取住院心肌梗死病人203例,采用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对入选病人进行测评,对影响住院心肌梗死病人躯体化症状的因素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住院心肌梗死病人躯体化症状总分为(35.56±9.68)分,躯体化症状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530、0.640,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住院心肌梗死病人躯体化症状的主要因素为性别、住院次数、是否支架植入及急诊转入等。结论在住院心肌梗死病人中女性躯体化症状较重,对于急症入院或频繁入院、支架植入且伴有焦虑抑郁的病人应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提高其生活质量。

14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特征分析及心理护理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个性特征及共性,为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诊断及临床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主动前来临床心理科就诊的141例躯体形式障碍的患者进行抑郁、焦虑、睡眠及艾森克个性测试分析研究。结果: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人数只占总门诊量的2.1%,其中女性高于男性。躯体形式障碍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个性基础及共性特点。结论:综合医院中,躯体形式障碍的患者对疾病认识水平偏低,心理护理有一定难度,还需大力普及心身疾病的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加强心理护理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

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现状及处理

如今心血管疾病成为主流慢性病,更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同时焦虑、抑郁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作为医生首先要能够正确识别医学无法解释的焦虑、抑郁的躯体症状,运用明确的阴性的客观证据使患者了解自己症状并非器质性病变,同时给予相应的抗焦虑、抑郁的治疗,以真正消除患者的痛苦。

应对未分化疾病:从过度诊断走向医患共同决策

未分化疾病指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或疾病尚处于早期而未能明确归属于某一系统的疾病,但诊治这类疾病常需消耗过量医疗资源并带来更多的医疗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归纳未分化疾病的特点,指出了未分化疾病的过度诊断问题,并就造成未分化疾病过度诊断的主要原因结合患者、医生、技术、行业四个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医患共同决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此外,临床医生提供专业建议,充分考虑患者诉求并建立契约式诊疗关系是实践未分化疾病医患共同决策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