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业图书号直播探索——以“人卫儿科学”视频号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崛起,直播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医学专业图书号,作为传播医学知识、推广医学教育的重要载体,也开始积极探索利用直播平台进行知识传播与互动。本文以“人卫儿科学”视频号平台图书直播营销为例,深入分析了当前图书直播营销的前景、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通过挖掘直播平台优势、加强直播团队建设、丰富图书直播信息内容、规避法律风险等优化对策,旨在增强出版机构对图书直播营销的把控能力,提升图书直播营销效果。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述论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诞生于1915年,是由侯希民、汤尔和、周颂声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会员以归国的留日医药学毕业生为主,同时也大量吸纳国内的医药专家。成立以后,该学会通过发行期刊、出版书籍、召开年会、审定医学名词、开展卫生调查等途径,积极致力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完善。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新医药》等期刊为平台,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员发表了大量文章,阐发有关医疗卫生的思想主张,具体涉及医师职业素养、医疗卫生体制、医学教育等方面。

中国近代大众医学读物的传播与接受--以《验方新编》为例

作为民间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验方因在满足大众医疗需求方面的优势而广行于世。重点辑录此类知识的《验方新编》一书,内容丰富,便于非专业人士查阅和应用。它在1846年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里并不为人熟知,却在19世纪后期迅速扩散开来,传播到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以及俄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该书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并逐渐成为易得易懂易用类医药知识的一种象征和代指他人经验的一种常用语,乃至"中医"的代名词。这种嬗变实际是社会需求、名人效应、出版印刷技术革新、商业营销和民间劝善文化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本传统的民间验方书在趋新求变的背景下大放异彩,启示我们在阐释近代中西医的关系及其演变的问题时,应注重考察中西医知识在不同地域和群体的医疗实践中的实际应用和接受状况。

《医育》与抗战时期的医学教育

1935年10月创刊的《医育》,开中国医学教育专刊之先河,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办,医界权威学者担任主编、编者及作者,起点较高。于1935—1941年刊行,一度成为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医学发展水平与成果的主要阵地。《医育》不仅记录了医学院校的破坏与重建,反映医校师生与全国医务人员概况,而且对医学研究最新成果有所呈现,也是反思中国医学教育以及传播医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它的存在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映射出20世纪30年代中叶至40年代初,科技期刊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移风易俗:医学方书与宋至清初的禁巫兴医活动新识

宋代,为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愿景,国家曾发起大规模的禁巫兴医运动,力图通过传播正规的医学知识改变巫觋主导民间医疗事务的局面,而编撰、刊刻和传播方书是其主要方式。在此过程中,皇帝、士大夫常常在书名中加入颇具教化意涵的词汇,并以刻石立碑的方法在公共空间公示方书,从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使得治病救人的方书不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载体,而是融国家政治权力与医学知识权威于一体。不过,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方书生产的大众化和商业出版的兴盛,大量通俗、简易、商品化的方书涌现,使得方书成为国家政治权力与医学知识权威象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大降低,再加上清前期对巫觋实行严厉的禁断政策,因此,入清以后,此类活动逐渐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