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驻日医疗传教士约翰·别丽的“麻风病”观

驻日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医疗传教士约翰·别丽(John Cutting Berry)是作为一名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而闻名,而不是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最著名的贡献就是为改善监狱情况而建言献策。制定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别丽曾于1877年就麻风病的建议写信给大久保利通的事情却不被人们所熟知。兵库县知事神田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这项本应向大久保利通传达的建议却在下一任兵库县知事森冈手中夭折了。尽管建议失败了,但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项建议在日本得到了认可,针对麻风病的传教工作于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于1907年被写进法律。约翰·别丽针对治疗麻风病有三大计划——改善公共卫生环境、限制结婚与建立麻风病疗养院。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著名医疗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记录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麻风病情况。日本医生后藤在东京开了一家私人疗养院尝试治疗麻风病患者。与二人相比,别丽强调要改善公共卫生环境。他为日本人民撰写了富于启发性的文章。府县(地方行政机关)在麻风病的政策制定上要比中央政府态度积极。最近,关于麻风病传教工作的研究现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曾经的“救济”历史如今已被视为应“谴责”的历史。其原因在于隔离、绝育、歧视等都是压制人权的行为。人们应该对作为“民主使者”的东亚医疗传教士的想法和活动作进一步研究。

全面抗战初期苏皖沿江地区美国医疗传教士的块择与战时境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苏皖沿江地区美国教会医院医疗传教士并未遵从美国国务院的撤离建议,毅然留在当地,经历了家庭离散和战火后艰难撤离,以及沦陷初期日军当局对他们人身财产的各种侵害,仍继续开展医疗救治及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挽救了无数饱受战祸及日伪高压统治摧残的百姓生命,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无论他们出于什么理由留在中国,他们面对战争及日军暴行时高洁的人性光辉,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早期中国教会医院的病患选择与风险规避

19世纪60年代之前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或诊所,大多以眼科命名;即便不以眼科命名,也主要收治眼科疾患。而正是以眼科为切入口,西医和教会医院最终得以在中国扎根。大量事实证明,早期中国教会医院并非对所有病患开放,医院收治病人的准则是"眼疾优先"。医疗传教士之所以对收治眼病"情有独钟",既有医学技术的考虑,也存有对当时社会因素的诸多考量。

晚清湖北的西医先行者——施维善

英国人施维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是近代基督新教差会派往华中地区的第1位医疗传教士，也是湖北省第1座教会医院——普爱医院的创始人。施维善于1864年5月抵达汉口，7月开始医疗工作，于1870年12月因身体原因离开汉口。除了医疗传教，施维善尝试与汉口的中国医生交流，并对汉口民众开展卫生启蒙，撰写了多种著述，取得了一定成效。施维善还致力于中文名词的翻译，并撰写了相关书籍。

早期教会医院的日常运作与中西交往——以晚清汉口为中心

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汉口普爱医院、仁济医院,是基督新教在华中最早建立的两座医院。本文以此为案例,探析近代早期教会医院的日常运作、社会关系与医疗视野下的中西交往。医院实行象征性的收费制度以维护秩序,就诊日程向弱势群体倾斜,开展诸多外科手术,吸引各个阶层的病人就诊。医院的地方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未与官府或其他华人精英形成稳定联系,其运营的绝大部分资金由在汉外侨捐助。通过医院报告考察医疗传教士与地方民众的交往,可见华人对外国西医的"信任"与"偏见",背后隐藏着相对固定的逻辑。与同时期多数医疗传教士批判、鄙夷中医不同,普爱医院的施维善医生与当地中医、中药铺的往来交流,使中西医药知识获得双向传递。上述考察希望深化对晚清教会医院与医疗传教士的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