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背景下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权的行使与保障

我国《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了医方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的告知说明义务;作为医疗正当性之基础的知情同意原则的核心,则是患者的医疗决定权。而广受关注的未成年患者的医疗决定权,其行使范围的设定是:对于非重大医疗事项,原则上应推定其6周岁以上者具有决定能力,并须根据个案中的具体情形且结合多重因素加以判断其能力状况;对于重大医疗事项,其行使决定权应受到合理限制,并适用共同同意的模式,以便发挥医疗伦理委员会的审核、监督作用,实现更好地保护未成年患者的切身利益、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的目的。

不完全医疗决定能力的规范构造——以未成年人、成年心智障碍者的医疗决策为中心

未成年人、成年精神障碍者以及成年智力障碍者因为年龄、精神健康状态、智力的不完满而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区分,囿于《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将医疗决定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挂钩”的规定,该类主体存在不完全医疗决定能力的事实被忽略。为了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医疗决定能力亟待与民事行为能力“脱钩”,与识别能力“挂钩”,进而根据医疗决定能力水平构造不同的医疗决策规则。具体规则包括部分医疗决定能力人根据能力的完满程度适用自主决定规则或者共同决定规则;无医疗决定能力人根据预先医疗指示的有无适用纯粹自主规则或者最佳利益规则;医疗代理决定损害患者最佳利益的场合适用医疗特殊干预规则。

论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能力

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未成年人的意思能力水平和成熟度。在医疗领域里,这意味着未成年患者的医疗决定能力在不断加强。我国现行法仍对医疗过程设置完全行为能力标准的高准入门槛,导致事实上具有医疗决定能力的未成年人却无权作出自主决定的尴尬局面。域外法上的决定能力制度不仅包含法律层面的一般推定与例外规则,也囊括了能力评估在医疗实践层面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了法律与实践的有机互动。我国应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引入决定能力制度,通过单设医疗决定能力条款、增设行为能力例外条款、构建特殊行为能力制度、认可意思能力的效力促进功能、建立科学的决定能力评估系统、个案考察机制与司法实践的联动等设计,为该制度找到本土化的改良土壤与改造路径,以期最终实现未成年人的自主权利、医疗利益与根本福祉。

我国建设老年人预先医疗决定体系的可行性探析

预先医疗决定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施行,在中国也受到了医学界、伦理学界等的广泛关注,并慢慢走入大众的视线。而老年人孤寡、失能失智等现象逐渐增加在客观上反映了预先医疗决定的重要,以医疗决策中的主要参与方如患者、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为主体,描述中国医疗决策发展现状,并从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分析预先医疗决定在中国推广过程中存在阻碍的原因。通过对比中西方国家预先医疗决定体系的制度、文化和医保支付方式等,探析该体系在中国建立的可行性,并提出中国预先医疗决定体系的构建应从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前期准备的建议,为将来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生命末期生存质量,也为其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推广提供参考。

论我国台湾地区的医师执行预立医疗决定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设计了预立医疗决定制度,但医师在执行该决定时可能会致患者自决权与生命权的冲突,并可能由此构成故意杀人罪;鉴此,应从理论上明确医师执行预立医疗决定的行为构成阻却违法事由,并在“立法”上将其有限制地扩大到“病人自主权利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情形。我国内地在借鉴该“法”时,首先应推动“重生轻死”观念的转变,大力推进生死教育,并在立法时采用“医师免责条款+被害人承诺的刑法(部分)肯定、确认”的模式。

论成年被监护人医疗决定问题:以被监护人意愿为中心

随着成年监护的定位转向为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以及知情同意原则在医患关系中获得主导地位,应当如何为成年被监护人做出医疗决定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并为各国成年监护立法所重视。我国当前立法,存在着决定主体不明、对被监护人意愿缺乏尊重等问题。为此,我国应建立以被监护人意愿、意定监护人决定、法定监护人决定为顺序的决定模式,并考虑其他亲属的意愿。监护人的医疗决定权从监护开始时产生,被监护人的意愿可基于保护其利益的需要受到限制,监护人的决定则应受医疗伦理审查以及监护管理机关与法院的监督。被监护人参加治疗性试验应符合医学伦理的要求和被监护人的意愿。在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前提下,监护人可以决定对被监护人实施安宁缓和医疗。

台湾预立医疗决定制度研究——以“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为契机

预先医疗指示起源于美国,其法理基础是先前自主权和拒绝维生医疗权,世界各法域都已掀起预先医疗指示的立法潮流。我国台湾地区在2015年底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建立了预立医疗决定制度,该制度对原先的预立意愿书制度做出了重要改动,并增加了新的内容。该制度的重要内容包括预立医疗决定可拒绝的措施,预立医疗决定的执行条件、程序,医疗机构或医师的责任豁免和专业裁量权。鉴于大陆地区正在推广生前预嘱,对台湾地区预立医疗决定制度的法学思考就具有重要意义。

预先医疗决定的中国面相——解释论的视角

预先医疗决定,旨在赋予患者对欠缺决定能力阶段施加其身之医疗行为的预先决定权。其建立在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基础之上,经历了从晚期医疗中针对维生措施的生前预嘱到针对一般医疗的预先决定,实现方式上有指示型与代理型两种。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知情同意权,权利主体应为患者本人,患者无决定能力时的他人决定属于替代决定。通过对既有法律的解释,代理型预先医疗决定与我国立法具有契合性,患者无医疗决定能力时按照委托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顺序进行替代决定。虽然我国当前立法不认可指示型预先医疗决定,但患者预先指示可以作为替代决定者确定患者真实意愿的依据。

医疗决定权的侵权法解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56条就病人及家属的医疗决定权同等性法律效力的规定,使病人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病人家属医疗决定权发生权利冲突时,无法确保病人的合法权利的维护。从完善《侵权责任法》的角度规范医疗决定权须以病人之"生命健康保护为第一需求"兼顾"有尊严的生命",并辅之于病人家属的最优利益为根本点,合理配置病人家属医疗决定权限以确保各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维护。

孕妇医疗决定权的法律原则

由于身怀胎儿,孕妇的医疗决定权具有其特殊性。虽然胎儿的利益应当得到尊重,但胎儿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利益不足以推翻孕妇的医疗决定权,故应坚持孕妇医疗决定权高于胎儿利益原则。在孕妇不具备决定能力的情形,首先应遵循尊重孕妇预先医疗指示原则,特别是当该指示是以拒绝治疗为内容。如果孕妇无决定能力并且她未订立预先医疗指示,那么就应适用最佳利益原则。

从伦理和法律视角探讨患者自主权在预先医疗决定中的实现

首先从保护患者自主权的角度出发,思考分析患者自主权在预先医疗决定中的实现问题。然后从法律规定中对个人自主权利的保护,以及从伦理原则中尊重人的自主性为基础,分析在我国推广、采用和落实预先医疗决定书的可行性。再次从法律对意定监护的认可角度探讨充分保护患者决策自主的路径,分析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内实行预指医疗代理的可行依据和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为保护患者在医疗中的自主权需要有效地推广和应用预先医疗决定,以及采用预指医疗代理充分落实患者的医疗意愿,保护患者自主权在医疗实践中的实现。

儿童行使医疗决定权利的困境与思考

儿童是否能够自行行使医疗决定权一直是法学界和伦理学界广为争议的话题,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对此,结合儿童医疗决定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与生命健康权冲突、知情同意权制度保障不足以及法定监护人行使儿童医疗决定权可能无法符合患儿最佳利益等,从儿童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和医疗决定能力评估以及对儿童知情同意和医疗决定能力角度的思考三个方面探讨了儿童行使医疗决定权的困境与可行性,指出应充分赋予有能力进行自我决定儿童合法的医疗决定权,以保障其获得医学临床上的最佳利益。

成年监护制度中老年人自主决定权的实现途径——以医疗决定权为视角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现有的监护制度无法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生命健康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如何在成年监护制度中构建其实现途径是作为医疗决定权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医疗决定权作为老年人最基本的权益,探讨其在我国的实现途径是当前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从特丽·夏沃案浅析患者医疗决定权的预先指示

2005年,在处于不可逆植物人状态15年后,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最终被撤除生命维持措施。与医疗实践中的放弃治疗不同,特丽这根进食管的拔除经历了7年的时间,其中特丽对末期生命维持措施的预先指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种预先指示行为不仅能够在法理层面得到辩护,也能够在宏观层面得到我国法律的支持。然而,如果特丽·夏沃案发生在我国,在细化的法律规定上,包括如何界定损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及患者医疗决定权及其代理权等问题,是需要被注意和进一步思考的。

儿童医疗决定权利的道德论证

在儿童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及代理人之间如何正确有效地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往往面临着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等方面的多重考验。从伦理角度出发,剖析在不同的伦理原则依据下,儿童病患、代理人、医疗机构三者的矛盾与平衡关系,对儿童患者医疗决定权展开伦理论证,可以为解决儿童医疗决定权提供合理参考。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对儿童医疗活动有不同的影响,从义务论、功利论、契约论三个伦理原则出发,探讨儿童医疗决定权利,最终是为了保障儿童合法的医疗权利,从而进一步地、最大程度地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

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权的域外镜鉴与私法构建

医疗决定权系指患者在医生所建议的治疗行为中做出医疗决定的权利。儿童权利的理论内涵嬉变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价值变迁,构成了论证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权的底层逻辑:前者由“保护主义”迈向“解放主义”,彰显了尊重儿童人格独立和个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后者历经了绝对父权主义、父母权利本位和子女权利本位的三次价值基础的转向,表明了现代父母的法律身份定位是儿童自治的“协助者”。英国成文法规则和判例法规则共同构筑的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权的双层规则体系较为成熟细致,为我国相关规则建立和相关规范解释提供了立法镜鉴。取权利意志理论和权利利益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可证成我国《民法典》语境下的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权,具体规则的构建路径可诉诸行为能力制度的缓和。

预先医疗决定中患者自主权与医师自由裁量权的冲突与解决

本文以法院案例研究为基础,探讨了在预先医疗决定范畴下患者自主权与医师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与解决权利冲突的价值指引和路径构想。解决冲突的价值指引包括立法原则需优先保护高位权利、明确权利边界、重视患者利益至上、规范权利行使;路径强调医疗决策应真实反映患者意愿、明确患者自主权与家属替代决定的边界。法院在调解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多方合作解决。以期此文对医患关系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法律分析,更好地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需求,促进医疗服务的公平、公正和高效。

医疗决定权与成年监护制度的衔接——医疗代诺权的制度建构

我国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通过第1219条和第1220条确立了医疗领域中的知情同意权的基本规则以解决医疗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同意需以同意能力作为前提,当患者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时,只要在医生有效的告知的基础上作出同意即可。但对无法作出有效同意的患者,尤其是成年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而言,医生的医疗行为导致对患者人身及健康的侵害,此时医生的医疗行为就存在解决合法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成年患者无法作出有效同意时必须有人替代患者作出同意。但告知后的同意这一医疗同意权的人身专属性,导致无法将其简单地委托给监护人等让他人代理行使。本文借用日本学者田山辉明教授提出的“医疗代诺权”的概念,立足于解释论的立场,第一次从成年监护角度,将两个制度进行衔接,在现行法中的成年监护制度的框架下探讨医疗代诺权的建构问题。

医疗决定代理的法律规制

"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引出了医疗决定代理的法律问题,我国相关法制尚存不足,应予反思。医疗决定在性质上属于针对人身法益侵害的受害人同意,故以不许代理为原则;仅以患者本人欠缺医疗决定能力为限,医疗决定得由他人代理;医疗决定能力应以识别能力为判断标准。医疗决定代理人的确定方式包括持久医疗授权和法定列举,同时应明确代理人的消极资格。医疗决定代理权的内容包括于患者无决定能力时代理医疗决定,以及行使该项决定权所需的其他附属权利。对于关涉患者生命或重大健康利益以及具有高度切身性和伦理性的医疗决定,应设特别明示授权和禁止代理规定。医疗决定代理权的行使应按顺序适用纯粹自主标准、替代判断标准、最佳利益标准。

权利与尊严:老年人的医疗自主决定权

医疗自主决定权以生命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为权利渊源,对老年人此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老年人人性化保护的重要一环。老年人的医疗自主决定权问题本质说来是自由与限制问题,其充斥着国家干预与个人自治的博弈,父权式医疗监护传统与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的博弈,"利益信赖"监护模式是保护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的可靠路径选择。依赖此路径,提出几点制度完善设想:合法化生前预嘱制度,适用意定老年监护合同,加强法定老年监护中医疗自主决定权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