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法上的医疗特权——兼议保护性医疗措施在我国民法典侵权编中的构建

在英美法上,医疗紧急情况、患者弃权以及医疗特权被并称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三大例外情形。这种例外是指在某些条件成就时,患者的自主权便不再被优先保护,医生获得一种能够对抗患者自主权的抗辩权或者是责任豁免权。与这种例外情形的前两项不同,医疗特权在法律理论与实务界以及医疗行业内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原因是它不仅涉及有关信息披露的诸多矛盾及对立,比如诚实与谎言、知情与隐瞒以及自主与父权等一系列伦理上的两难选择,还面临许多与法律责任有关的棘手问题。努力找到医学专业判断、法律责任规制以及伦理价值衡量三者之间的平衡点是促进医患信任关系良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我国法上的保护性医疗措施与英美法上的医疗特权相似,但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应当在我国民法典侵权编中借鉴医疗特权理论的合理内涵而重新构建我国法上的保护性医疗措施条款。

对医疗抢救立法中医疗特权相关问题的思考

医疗紧急情况下基于对患者的保护赋予的医疗特权,在病人自主理念深入的今天受到各种抵抗,而我国在医疗抢救立法方面对于医疗特权的法律法规标准并不统一,这也为医疗执业者的实践带来困难。探讨医疗特权行使的合法性标准,并提出构建第三方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许能为弱势人群的医疗抢救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救援。

论我国医疗活动中的医疗特权

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知情同意"理论在我国法学和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们对于知情同意权下的医疗特权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和争议。对此,文章分别从医疗特权的界定,医疗活动中的医疗特权剖析和运用3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特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好、实现好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论英美侵权法上的医疗特权

医疗特权是医患关系由传统的医生家父主义向绝对患者中心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残余物,是对患者绝对中心主义的必要矫正,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界定应采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方式,并且应当对医疗特权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侵权责任法》仅规定了绝对的告知义务,过于僵化,建议立法对英美法上的医疗特权制度进行借鉴。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再思考

患者知情同意权是医患关系中最核心、最基础的权利,该权利行使不足或不当行使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引发医患纠纷。本文从医患纠纷的两个案例入手,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概念、渊源、行使主体及适用例外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以期在保证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从而达到平衡医患关系、解决医患纠纷之目的。

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司法认定——基于48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

确定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是构建医疗知情同意权制度的基础。经实证分析,法院确定主体范围时,没有区别亲属、家属、近亲属概念;考察主体同意能力时,以行为能力制度代替意思能力审查,未区分不宜与不能;裁判主体顺位时,基本否定患者在意定代理下保有同意权,不认可近亲属行使决策权有顺位。针对实务中的认识偏差,应使用近亲属概念并扩充至丧偶儿媳、女婿,确立意思能力作为是否具有医疗同意权的判断标准,细化不能告知的考察因素及不宜告知的基本情形,明确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原则是患者最佳利益,从关系亲疏、财产依附程度及决策能力高低角度规定近亲属顺位,废止负责人批准程序。

对《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的理解与释义

目前,学界对《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的释义基本上仍停留在字面解释,造成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虽然抢救了患者,但仍可能需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尝试对该条款进行扩充和限制解释,指导医疗机构在不能获得患者和其近亲属知情同意时,能把握好使用这种医疗特权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