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医疗犯罪立法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将尖端医疗领域的不正当行为予以入罪化,选择何种立法模式受刑法与医疗法的双重制约。世界上主要国家对于尖端医疗犯罪的规制,有刑法典统一限制模式、逐一限制模式和中间模式。我国现行的单一刑法典模式不能涵盖尖端医疗犯罪侵犯的新型法益,医疗法规范因效力层次低无权规定独立型罪刑条文,故采用单行刑法模式是我国的最佳选择,能够对尖端医疗犯罪展开系统的、类型化的规制。

浅议医疗犯罪的含义及特征

医疗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行为人利用行使医疗行为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对医疗活动的管理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害,明确医疗犯罪的含义和特征是预防和打击医疗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本文以刑法犯罪理论为基础。

论医疗犯罪中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种与医疗相关的犯罪中均有"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规定,但是这个术语在各犯罪中意思不明确,表达不确切,内涵不统一,这与立法的统一性要求不一致。从刑法内在的统一性来看,应将该术语理解和表达为刑法上的"重伤"。

论医疗犯罪的行为标准

我国《刑法》对医疗领域的相关犯罪规定得较为笼统,法学界对医疗犯罪的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为更好地理解医疗犯罪,应当以对医疗行为的考察为前提。"医疗行为"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其所指不仅包括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诊断治疗行为,也包括非诊疗性的行为,还包括依附于正当性医疗目的中的某些不正当性目的之行为。医疗犯罪的行为标准包括行为的违法性、行为的罪过性和行为的危害性。目的合法性之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主要表现在主要责任者违反了诊疗护理常规或技术操作规程等;目的非法性之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主要表现在该行为侵犯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利以及国家的医疗工作秩序:医疗犯罪的罪过主要为过失,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故意;合法性目的的医疗犯罪要求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非法性目的之医疗犯罪要求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医疗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医疗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如何认定医疗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是学界研究的难点问题。正是由于医疗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一般的因果关系判定方法并不足以认定医疗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因而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事故参与度理论被引入。另外,患者的特殊体质也会对医疗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产生影响。

信赖原则的适用研究——以医疗过失犯罪为中心

信赖原则是认定过失责任的重要原则,也应适用于医疗过失犯罪领域。医疗过失犯罪中该原则适用的主观要件为:信赖的现实存在、信赖具有社会相当性、行为人的行为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客观要件为:及时而适当医治的必要性、医疗设施的完备、医务人员及患者的知识教育。另外,在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时或其适用的场合不适当时,自应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

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及其防治策略

近些年来,发生在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医疗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的采购、使用、管理等要害部门、关键岗位与核心环节,并呈现一系列动态变化特点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质。医疗商贿犯罪具有群罪属性,涉及多种犯罪,在对此类犯罪司法认定时应明确其构成要件、考量相关因素,做到案件查办定性准确、法律适用正确得当。唯有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此类犯罪动态特点、社会危害及其构成要件,方能彻底认清此类犯罪的本质和滋生土壤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防治策略,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医疗行业反腐倡廉建设,有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对医疗责任事故犯罪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医疗责任事故由于涉及到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对医疗责任事故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常常因为对医疗责任事故的界定含混不清，以及受鉴定活动和证据的收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的影响导致司法办案人员不能正确的进行立案、起诉和审判活动。因此，正确界定医疗责任事故犯罪案件，研究医疗事故鉴定和证据收集中的有关问题，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的处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略论医疗事故犯罪

阐述了新修订《刑法》规定医疗事故犯罪的意义,论述了医疗事故犯罪的构成要件。指出,医务人员应该正确对待关于医疗事故犯罪的规定,克服消极情绪,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医疗药械购销职务犯罪研究

目前,我国的医疗药械购销职务犯罪主要特点包括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主,医疗药械信息编码混乱,并出现新型医疗职务犯罪,犯罪案件多发生于重点医院,犯罪主体集中于院领导,所受刑事处罚相对较轻。其成因主要在于:制度体系落后;权力过于集中,监督力度不够;利益关系复杂;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医生收入较低,公益性投入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四个方面防治医疗药械购销职务犯罪:(一)形成医疗药械科学定价、阳光采购机制;(二)健全系统管理机制,分离医疗权力;(三)完善监督监管措施,发挥社会作用;(四)强化医德医风教育,做好预防工作。

从唐开元《医疾令》看唐代的医疗法

从已发现并整理出的唐开元年间的《医疾令》来看,唐代有着相对健全的医政和医疗法。包括完备的医政管理制度、医学教育制度、医生资格考试制度、公费医疗制度、药物管理制度、传染性疫疾的防治制度和违反诸制度及医疗犯罪的惩治法律等。

浅析医疗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

刑法第335条规定了医疗事故罪,而严格意义上的医疗事故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类型,考虑措辞的严谨性则应采用医疗过失犯罪的名称。过失犯罪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因而医疗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也是该罪的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由于在实践中,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往往比较困难,甚至还容易发生错误,因此,从注意义务的概念出发探讨医疗过失犯罪中注意义务的根据与内容,继而判断是否存在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行为,这样一种思维过程可为判断过失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途径。

互联网背景下医疗过失之刑事责任

在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加持下,互联网医疗行为打破了传统医疗行为的地域限制,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共享。互联网医疗行为与传统的医疗行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互联网医疗中远程医疗模式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医疗过失犯罪理论在互联网医疗过失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中遭遇了困境。医疗过失犯罪认定的关键在于医疗注意义务和医疗注意能力的判断。在追究互联网医疗过失责任时,不应拘泥于传统医事刑法对医疗过失责任的判断标准,而应在充分认识互联网医疗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探寻互联网医疗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的内容及判断标准,进而准确地认定医疗过失及合理地分配医疗风险和法律责任。

论基因技术滥用的犯罪风险及其规制

基因技术的滥用会带来新型犯罪的出现,对人类生命伦理、尊严法益带来相应的冲击与考验,所以运用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具有天然的必要性。域外经验中的“法典模式”“单行法模式”及“混合模式”三种样态可提供有益借鉴,同时也要清晰地看到我国目前的制度缺陷。为应对基因医疗犯罪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加强对其滥用风险的规制,我国在规制的模式上应当采取“法典式+附随式”的模式。具体到刑法层面,在恪守法益保护的原则下,应尽快完善刑法解释并继续对基因医疗犯罪增设多方面的专有罪名。

第一讲 如何界定医疗纠纷

我是从临床医生队伍中走进律师这个行业的。促使我选择这门职业，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良知。当我经手处理了大批医疗纠纷案件后，发现许多医疗纠纷的发生，实在和医务人员缺乏法律意识有关，不少医务人员往往在不自觉中就触犯了法律，构成了医疗纠纷。而且，在纠纷中，许多医务人员不知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论医疗过失犯罪中信赖原则法理之适用——以垂直型组织医疗分工实践为视角

判断信赖原则如何具体地在垂直型组织医疗体系中得以适用,这是困扰刑法理论及其实务的一道难题。医师对医疗协助人员遴选、监督、任务交付中的信赖原则适用判断,即对医师与病人、受过培训或者未受过培训的辅助人员之间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予以分析。结合涉医刑事司法实践,进一步相关医疗行为之客观注意义务的范畴,明确具体情况中客观归责之判断与信赖原则之适用的角力空间。

团队医疗过失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研究

团队医疗过失犯罪中的监督过失属于过失竞合而非共同过失,其归责的法理依据是"新过失论"。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可以解决团队医疗过失犯罪中监督过失责任认定的法学理论根据问题,从而有助于规范对团队医疗过失犯罪中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认定。团队医疗过失犯罪中监督过失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存在现实的监督关系、未履行注意义务和存在因果关系三项条件。在认定团队医疗过失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时坚持信赖原则可以避免不当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

关于严重不良行医行为入刑的构思

“不良行医”是全新的概念,其内涵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故意违反医疗法律法规或其他医疗行为规范的行为。将严重不良行医行为入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一方面可严密法网,弥补长久以来刑法中“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所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确立相较于医疗过失犯罪的“故意违规医疗”罪名,可形成罪名的对照和对称,使医疗犯罪行为罪刑更相适应。不良行医罪的构建,应结合犯罪四要素进行,注意与其他罪名相区别,实现维护医疗秩序和保障人权的衡平;同时该罪法定刑设计应分层次进行,做到不枉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