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抽取宫颈癌住院患者231例,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慢性病病人风险感知问卷、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正负性情绪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总分为(42.94±6.19)分。医疗风险感知得分与医师信任及其仁爱维度、技术能力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与正性情绪呈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医师仁爱、医师技术能力及负性情绪(均P<0.05)。结论 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处于较高水平,医护人员应注意评估患者医疗风险感知水平,多关注年轻、低收入患者,提升患者对医师的信任度,及时关注并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从而降低医疗风险感知水平。

恶性肿瘤患者术前医疗风险感知对临床治疗决策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恶性肿瘤患者术前医疗风险感知与治疗决策现状及相关影响。方法抽取辽宁省两家三级医院住院手术治疗的350例恶性肿瘤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医疗风险感知问卷、参与治疗决策问卷为调查工具,使用SPSS26.0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应用Kappa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数据统计方法。结果350名研究对象中参与治疗决策实际程度均分(1.75±0.50)分,参与治疗决策态度均分(1.56±0.52)分,参与治疗决策实际程度与参与治疗决策态度一致性较差(Kappa=0.134,P<0.001)。恶性肿瘤患者术前医疗风险感知总分(57.13±16.20)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过手术治疗经历(β=-1.744,P<0.05)、医疗风险感知中的经济风险(β=0.478,P<0.05)、时间风险(β=0.478,P<0.05)是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实际程度的影响因素;医疗风险感知中的经济风险(β=0.043,P<0.05)、时间风险(β=0.646,P<0.05)及心理风险(β=-0.329,P<0.05)是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影响因素。结论医务人员应重视恶性肿瘤患者群体的医疗风险感知对治疗决策的影响,恶性肿瘤患者需充分发挥自主选择治疗方案的权利,共同提高该群体在参与治疗决策时的实际程度与态度。

无事则深忧:医疗风险感知与健康保险需求

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感知正使得金融决策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无实际损失经历”的风险信息视角,实证研究了由风险信息传递所引发的医疗风险感知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关联。结果表明:医疗风险感知在激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过程中产生了正向作用,即风险信息的扩散提高了家庭购买健康保险的可能性和购买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高收入和学历的优势家庭、潜在医疗支付风险水平更高的家庭,其健康保险需求受到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IV)、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

骨肿瘤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骨肿瘤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广西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120例骨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医疗风险感知问卷、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中文修订版、健康素养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骨肿瘤患者医疗风感知得分为(40.28±7.64)分,医师信任得分(41.55±5.93)分,健康素养得分(98.23±10.21)分。医师信任及健康素养与医疗风险感知呈负相关(P<0.01)。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部位、医师技术、经济支持意愿是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骨肿瘤患者医疗风险感知水平较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医护人员应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患者医师信任度及健康素养水平,帮助患者形成适当的医疗风险感知,做出积极的应对方式。

强化敏感性理论研究及其在医疗职业风险感知中的应用展望

对强化敏感性理论(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RST)的概念、研究领域和理论应用进行了梳理,回顾分析了2000-2017年来关于强化敏感性理论的研究。文献表明,强化敏感性理论的研究数量正在逐年提升,研究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主要集中于心理学领域。此外,在对强化敏感性相关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与医疗职业风险感知的关系及量表本土化的应用展望。

医疗信息来源渠道如何影响患者信任——基于网络媒介与就医经历的对比分析

医患信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数据,从医疗信息来源的不同渠道出发,分别探讨网络信息获取与线下就医经历对患者信任的影响、具体影响机制及影响效果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患者信任内部的医生信任与医院信任具有互补性;第二,公众通过网络媒介获取医疗信息会降低患者信任,医疗风险感知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第三,公众线下就医经历对患者信任具有提升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制度感知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第四,公众网络医疗信息获取对患者信任的影响程度强于线下就医经历,相比医务工作者,公众更愿相信来自互联网中的医疗信息,这也表明患者信任具有不对称性。因此,提升患者信任要从政府提供医疗服务出发去提升医方与患方的接触效应,从互联网媒体角度出发去规范媒体树立和宣传正确医疗观念的行为,从多主体协同治理角度出发去构建医患共同体,以此提升患者信任,实现医患关系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