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开宝七年星命书(P.4071)中的十一曜行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综述了前人相关研究,讨论了敦煌遗书开宝七年星命书(P.4071)的内容构成和完整性问题,分析了该件星命书卷首部分给出的十一曜行度资料,利用现代历表DE404和《七曜禳灾诀》中的星历表推算了卷首十一曜行度的精度,尤其对紫气行度进行了特别讨论,还对该件星命书"天运行年"部分的行星行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卷首十一曜行度的精度是相当好的,"天运行年"部分的行星行度则有不自洽和不符合实际天象的情况,推测后一种情况可能是在抄写时窜入了其他星命书的内容。最后概述了本文所得的结论,并讨论了该件星命书作为外来天文—星占学在中国本土被改造、吸收等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

炽盛光佛构图通常包括大曜、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等成员 ,同时它们是天文学、占星术、佛教与道教所关心的内容 ,因此具有丰厚的内涵。构图最主要的变数在于四余 ,即罗、计都、紫和月孛。本文探讨它们逐步进入炽盛光佛图的过程及社会历史原因 ,并利用佛藏、道藏和文学作品等文本材料 ,着重分析了四余图像志的形成与演变 ,揭示了在趋吉避凶的需求作用下 ,多种宗教信仰。

文本、图像、仪式:河西走廊水陆画与敦煌壁画等“星曜”主题内容所见持琵琶图像解读

地处河西走廊的民乐县博物馆藏有明代水陆画《十一星曜》绢画一幅,图绘三层十一星曜人物。其中,在下层绘有女性持琵琶人物形象。该水陆画星曜琵琶图像反映出的琵琶形制写实,是明代琵琶图像的珍贵遗存,有着极高的乐器图像史料研究价值。研究考镜源流,探赜索隐,对敦煌壁画等《炽盛光佛图》中出现的早期星曜持琵琶图像进行关联的解读,揭橥星曜中持琵琶人物的身份判断,对星曜图像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论证,对星曜琵琶图像呈现出的音乐文化内涵及音乐史料价值进行详细解读。

十一星曜在宋元道教内的多重演化

十一星曜是中西方天文星占学说融合的结果。宋元时,十一星曜信仰在社会上十分流行。道教除保留其原有的天文、星命学思想外,随着两者互动关系的深入,十一星曜的称谓、职能渐趋丰富,并在道教的斋醮科仪、符箓道法以及内丹修炼等不同领域流转,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拓展了十一星曜的宗教文化意涵。

宋元士大夫与星命、星命术士

星命术是中古时代西方传入以十一曜在十二宫或二十八宿位置来推占人命运的算命方法,宋元士大夫对星命热衷,与术士交往,探讨星命,相当部分人熟悉自己星盘命局,时常推究揣摩,星命推占为一时风尚。士人常也将这种星命推算写入诗文,以此来理解人生命运,寄托对时代和个人际遇的感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星命诗文。当时社会上活跃的星命术士群体,其中不少人原来也是读书人,由于科举进身的艰难,为谋生计,转而为术士,既卖卜于市,也游于公卿之门。星命书籍的编撰、刊刻,星命知识的衍生、传播,以及士人与占星术士的互动交往,共同创造了宋元时代一种独特的知识范畴。

《明儒学案》成书时间与天象——兼谈古代天文记录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黄百家曾有语云"府君于丙辰岁著《明儒学案》成,而五星聚牛女"。其中出现"五星聚牛女"的天象似乎与《明儒学案》成书时间有关。然经考证,康熙年间不曾出现过"五星聚牛女",故不能借以佐证《明儒学案》的成书时间。由此案例可以看到目前学界在利用现代天文计算对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