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探析

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之中重审十七年小说,其非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得以彰显。很多十七年小说的创作都经历过跨文体改写,包括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属性改写和建基于虚构文本的文体篇幅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十七年小说文本呈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但无论是偏重史传的史诗性小说还是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其诗性审美追求都是以史实为底蕴的。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出现了以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为主的实证化研究新形态,这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加入心证一环,或可有效解决实证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既能重新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时代强音遮覆下的顽强言说——论茹志鹃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声音

十七年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元的时代,女性声音这种按性别而非按阶级区分出来的意识很难"浮出历史的地表",但茹志鹃小说或借日常叙事自身负载的信息而言说,或借宏大叙事将自己具有女性特点的意识权威化,或在无意识中化妆表演,虽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扭曲、异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声音顽强地表现出来。

权力话语的女性叙事策略——关于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的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权力叙述主体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十七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初探

继五四之后 ,十七年 ( 1 949～ 1 966)再掀第一人称叙事高潮。不同的是 ,十七年是“他叙”而非“自叙”占主导 ,且呈现如下总体特征 :人物内心的空洞化、叙述主体的边缘化、叙述身份的非个人化、叙述姿态的卑贱化。通过分析其中原因及艺术特征 。

论小资情调在十七年小说中的隐失过程

小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曾大量出现,由于政治的规训,逐渐滑向文学叙事的边缘,作为不健康思想倾向的小资情调也被不断批判。小资情调始终作为异质的力量参与着十七年小说的审美建构,并在文学的政治修辞中不断洁化。在《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文学文本的叙述中则清晰地呈现了小资情调不断弱化和隐失的变化轨迹。

革命主题对感性生活的整合——论十七年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

十七年小说创作在情节的安排、结构的设计、形象的塑造及叙述方式的选择上都存在着一种“革命主题整合感性生活”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使其完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使命,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话语含蕴的丰富性。

神圣·阈限·展演——十七年小说中的仪式化过程解读

在文学人类学领域,运用仪式理论解读文本,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十七年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仪式化过程的书写,这些仪式化过程包括神圣的民族寓言的建构,"成长叙事"中的阈限以及残忍和暴力的展演。仪式成为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十七年小说中的仪式化过程,展示了特定的历史语境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们灵魂的挣扎。

“50后”“60后”大众读者“十七年小说”阅读状况调查

"50后""60后"大众读者,是"十七年小说"阅读史的重要见证者。对大众读者"十七年小说"的调查研究,可以提供权威批评之外的阅读图景。文章中的采样对象一般在青少年时期存在广泛的阅读,但是21世纪以来很少或不再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大众读者均表现出相对功利性的阅读,从阅读印象、阅读动机到阅读期待都呈同质化的倾向,并且保持着长久的延续性。这一阅读状况的调查,不仅反映了大众阅读的时代性、被动性,也为权威读者的批评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边缘人”——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对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描述这个特殊的群落如何失去他们往日的精英面孔，并且在挣扎与抗争中逐渐走向规训与卑微。指出了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在政治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地由中心退居边缘，并在“反右”之后形成了“英雄化”和“妖魔化”两种极端的知识分子形象，并最终完成了自身的分化和瓦解。

基于杂语共生局面的“十七年小说”研究

"十七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某种杂语共生的话语特征,研究这一特定的"表里不一"的对象,应该有更宽广的视角:要充分重视十七年小说对读者精神世界的满足程度,要有历史的连续性的视野,应放弃贵族化的精英立场。

过滤掉的和沉淀下的──重读部分十七年小说札记

针对十七年文学倍受冷落的现状，在占有大量作品的基础上，本文对十七年小说提出了些新的见解。这些看法，有宏观把握，如对十七年小说的得与失进行评判，有微观解剖，如对王蒙、茹志鹃的成名作重新解读，挖掘被人忽视的内在意蕴。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人物塑造概念化的矫枉过正与抽象人性论——“十七年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影视改编之两大缺憾谈

本文分析了当下语境之下,"十七年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影视改编之两大缺憾:人物塑造概念化的矫枉过正与抽象人性论。

断裂中的延续——“十七年小说”和“新时期小说”的关系

本文把“十七年小说”和“新时期小说”放在比较的视野下,通过对其回应政治、描写英雄、干预生活、呼唤人性四个共同特点的分析,揭示出这两个时段的文学在发生断裂的同时,存在着延续。

“时代共名”下透射出的人本光芒——“十七年小说”中两个问题女性转化故事的新解读

“十七年小说”中的问题女性转化故事是作家在一种“时代共名”日趋强势状态下创作的，但细心解读《铁木前传》、《“锻炼锻炼”》中富有代表性的女性转化故事，可以发现这背后包含着作家思想和观念的真相，感受到“时代共名”状态下透射出的难能可贵的人本光芒。

寓教于乐:十七年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

人们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十七年小说的主题是政治化的,然而它却拥有众多的读者,哪怕是在今天,它的读者也仍然不少。究中其因,是十七年小说做到了"寓教于乐"。

对“十七年小说”教学的改革与思考

所谓“十七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即1949—1966）这一期间,“十七年小说”即指这一时期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当代文学受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创作风貌堪称斑驳复杂。一方面,新中国的诞生,为17年小说的创作带来一个安定的创作环境,小说创作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特别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曾出现一批优秀的“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紧接着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迎来了长篇小说的大面积丰收,涌现出《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红旗谱》、《红日》、《上海的早晨》、《林海雪原》等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左”倾路线愈演愈烈,又给“十七年”小说创作带来严重的“左”的影响,使作为艺术的小说与政治宣传特别紧密地搅和在一起,几乎丧失自己独立的品格,呈现出许多作品主题浅薄、风格单一的局面。于是从总体上形成了十七年小说那种真诚的歌颂与热情的浮夸并存,现实主义的主潮与伪现实主义的逆流同在,文学的独立品格与大一统的社会观念相冲突的复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