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民间拯救者原型阐释

新中国十七年文艺"救世"母题叙述中,"英雄—群众"关系与神话传说中"神—人"关系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拯救者在苦难叙事中从天而降,力挽狂澜,让受难者获得某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十七年文艺中的拯救者形象与阶级、集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角色的"阶级"身份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功能,民间的叙述模式与政治内容奇妙地交融,国家意识形态在人物角色中传达。

重返现场:“十七年文艺”的建构

"十七年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作一个自然时间的发展段落和不证自明的分期标准,通常是指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时期的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样式。但回到历史现场,"十七年文艺"的生成、演化与重构实际上经历了从"人民的文艺"到"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规划和设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文学史的同步叙述和建构、最终作为"文革"的"他者"而被规定和确立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回溯,"十七年文艺"内在的规定性亦随政治语境的变迁而不断生产出复杂的面向,应该被视作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

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的雷雨意象解读

从原型批评视角来审视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的雷雨意象。雷雨作为十七年文艺中的主导性象征意象,配合历史巨变中新的时代语境,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含义。在红色经典中,它是黑暗政治气候的暗示,是政治审判的先兆,在众声喧哗中构成“天罚天谴”的政治申讨,在新的语境中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政治印记。这一“天象”的象征含义与民间百姓对雷雨的集体无意识认知存在某种潜在的共鸣。

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十七年文艺”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

"十七年文艺"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特性,形成了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文艺创作不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鼓与呼。文艺发展的组织化体现在文艺生产方式的体制化保障,文艺家的体制化,生产资料的国家控制和调配,由此实现了文化统制。作为新中国精神发展的主要形式,"十七年文艺"清晰地烙上了时代政治的印记,以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书写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意识形态教化的有效性,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塑造了系列新人形象,形成了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学经典,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政治“挂帅”与文论“当差”——对“十七年”文艺学的一点认识

"十七年"文艺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笔者概括为"政治‘挂帅’,文论‘当差’"。政治化思维贯穿了"十七年"文艺学的始终。文艺运动成为当时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观念的争论和批判,都严格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和政策来进行,文艺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演武场",既有过几次短暂的调整和活跃时期,又造成不少遗患甚重的错误。

对“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1979年前后文艺界的分歧

1979年前后,伴随"文革"结束,针对如何看待"十七年文艺"等问题,文艺界一度产生的共识开始破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派别,以林默涵、刘白羽等为代表的一方坚持维护"十七年"开展文艺运动与批判的合法性被视作"保守派"或"偏左派",而以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为代表的一方则将"十七年文艺"所存在的问题定义为"左"的错误并试图推动正在进行中的"新时期文学"超越"十七年文艺"的主导框架则被视作"思想解放派"或"惜春派"。这场分歧表明:文学史书写的内容和对象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之物,同一段历史可以因为不同的评价标准和阐释框架而变得迥然相异。

《红岩》的川剧改编与“十七年”文艺范式

《红岩》在"十七年"时期曾被改编成川剧在全国上演并引起轰动,率先掀起了"红岩戏"的热潮,挖掘川剧改编中的某些细节,可以发现在创作方式、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方面,川剧是当时政治话语为主的文艺范式的缩影。

从巴金创作看自我感悟的重要性

自我感悟是创作中冲动的先导、作品的灵魂,它赋予作品以艺术生命力的神韵。巴金一生创作的成败起落充分说明了自我感悟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

“十七年”时期“新英雄人物”的生成与定型--以戏剧与电影的互动为中心

“新英雄人物”的塑造是“十七年”文艺的核心议题。一个颇为普遍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戏剧与电影中最为光彩夺目、影响最为深远的“新英雄人物”常常是由剧影接力塑造完成的。电影对“新英雄人物”的塑造受到戏曲的深刻影响,呈现出脸谱化、程式化的特征,消除了其“庸常性”和个人化的情感表达,转而突出一种“崇高性”和阶级情感,使得“新英雄人物”成为正确观念或国家政策的符号化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