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

常规艺术理论中超越性的、无功利的、追求永恒的观念是无法适用于新中国艺术美学的描述的。对于灾难深重、他经忧患的中国人来说，1949年，新的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艺术家们在胜利豪情的冲击下，还无法与时代拉开距离，其本身就是时代激流中的一部分。艺术在更大程度成为了一种工具，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抒发胸膛、宣泄激情的生命渠道；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这是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保障政治权威的有力手段。因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美学呈现出独特的形态：社会普遍心理、艺术自觉意识与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交融在一起。中国电影（本文所述专指1949-1966十七年的中国电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象记录。作为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电影除了体现艺术审美价值外，还在更大意义上被当做了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上创立了一套充满政治激情的电影语言体系。当然，这一时期最具美学贡献的方面，则是一批电影工作者秉承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尝试建立独特的中国民族电影艺术风格，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外国电影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好莱坞的"情节剧"叙事模式、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流派,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十七年电影"在叙事原则、若干叙事技巧上和外国电影的内在关联性、中国传统叙事模式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的认同和排异。

“国家史”的编纂与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建构 论“十七年电影”中的民国叙述

在中国大陆,每个时代都有电影创作者醉心于对民国这一多元、含混历史的记忆和想象,本文将把民国叙事电影中呈现的民国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从"十七年电影"的民国叙述中探寻究竟是什么在主宰我们记忆过去、想象中国的形式与内容,从民国影像的生成过程中揭示历史话语背后的权力和文化机制。

政治至上:十七年电影政策解析

本文试图从强烈的政治性、高度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等三方面解析十七年电影政策的特点,并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还原这一时期电影政策的内在逻辑。诚然,十七年电影政策政治至上的特性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在凝聚人心、排除异己思想方面却有莫大功效。从这一点来说,莫衷一是的十七年电影政策其实也有其可取之处。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之我见

“十七年电影”从创作到研究,从发行到放映,构建了完整的电影体系,它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甚至是对几代中国人的影响,都使得它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论十七年电影的女性形象塑造

1949—1966年的十七年电影由于处在特殊的创作背景下,女性人物形象也因而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时代气息。例如,以男性规范为创作导向,弱化了女性的价值观与自我意识;着力塑造事业洪流中的女性形象,家庭意象被置于后景;以女性个体经历折射社会时代精神,抒发＂诉苦迎新＂的情感体悟;女性人物群像整体呈现出一种质朴美与崇高感。

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人物形象的符号学意义——以电影《红色娘子军》等为例

本文试图以电影《红色娘子军》等为例,分析其英雄人物的具体特征,勾勒出英雄人物形象在十七年电影叙事策略中的重要地位,探讨英雄人物形象与作为符号存在的人的内在一致性和现实虚幻性,分析英雄人物的叙事形式和内涵上如何参与到十七年电影符号化叙事的过程之中,并最终形成主导地位。

十七年电影中的生产、服务意识与人民群体的建构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电影也相应地成为人民主导的银幕世界。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但人民的属性并非天生具有,他们必须表现出其独特的解放战争主体与国家建设主体的功能。在十七年电影中,前者由革命历史题材片显现,现实题材片则担负起表现其建设功能的重任,通过树立先进的生产者、成长中的服务者形象并批判其阻碍者,建构起银幕上的人民群体形象。

十七年电影管理体制研究述略

本文从所有制改造、制片管理制度、审查制度、发行放映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等五个方面考察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管理体制，认为这种参照、模仿苏联模式的一体化管理体制，虽有其内在的不足，如政企不分、利益均沾、违背艺术生产规律等，但也促进了电影产量的迅速增长，并结合时势需求，将电影的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且期间的改革举措虽未能贯彻到底并产生实际效用，但其思路与指向却为新时期电影体制改革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类型电影与女性影像——十七年电影中女性想象的多维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电影创作得到了很大发展,精品频现,片种类型比较丰富,结合不同片种类型中的女性予以考察就会发现,不同类型电影关于女性性别的想象也不同。常被人忽略的体育片、反特片中的女性影像,与战争片中的女性一起,共同展现了当时社会文化对女性性别想象的多维性质。

十七年电影人民性文艺观的美学维度

十七年电影以"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性文艺观为创作引领,从电影人物形象的新生启蒙精神、中国典范风貌、英雄乐观气概、崇高情感追求、重建家国梦想的多元视角探索新时代"人民性"的美学精神内涵,全面构建"求真""向善""至美""追爱""逐梦"的新中国电影美学体系,引领人们构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审美价值标准体系.十七年电影创作实践成为新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个高峰,其美学追求对中国电影艺术影响深远持久.

政治教化的完美阐释——1949～1966:“十七年电影”形态研究

本文从以革命正剧为主的题材规划、英雄人物的着意刻画、戏剧式电影的叙事·影像等三方面探讨了“十七年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认为“十七年电影”体制和电影形态是胶着缠绕的紧密关系，电影对现实的影响力和其舆论公器的功能被放大、强化，造成了功利痕迹过于明显的后果。但按照主流文化对受众的塑造、引导来看．“十七年电影”还是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其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地位也应予以客观评价和重新观照。

略论“十七年电影”的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

“十七年电影”并非只是一个过时的政治标本。在其显著的政治话语形态之中，在其“英雄典型论”等原则之下，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十七年电影”有其一定的文化价值。其在人物塑造上对吃苦耐劳、善良淳朴、热爱祖国等品质的推举及其对个人幸福和美的追求，所蕴含和表达出的和合互助、重信守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十七年电影”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这种富于民族性的人文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

“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发轫与《武训传》再考

从《武训传》开始,渐变的年代清晰指认出"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地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众无意识幻觉所投射的,无疑是以民族寓言形式为表征的高度政治介入。作为"十七年电影"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武训传》有助于我们理会"十七年电影"的政治修辞表述。其独特的叙事肌理和文本结构、所紧密联系的"十七年"特殊社会政治语境,都需要我们借助大历史的视野,去除误读、重启对话。

作为类型的政治运动:十七年电影中的象征与意识形态关联

对于中国十七年电影,在电影理论中一般被当作类型问题的象征形象(即对视觉形象的主题和意义的研究)往往是由意识形态内容决定的,结果允许在虚构的故事片和纪实的纪录片之间、动态的镜头段落和静态的舞台表演之间形成一条松散分界线。不同电影类型之间可以互动,并且以共同的意识形态目标为基础,形成一种独特的“运动类型片”。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十七年电影人民性文艺观实践的当代审视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是"人民性"文艺观的历史实践,创造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让电影成为普通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一批成功的作品反映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与精神面貌,充满正能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平等的观影机会,鼓励了广大的观众。新时代,"人民性"文艺观依然是电影人成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法宝,创作要表现人民现代生活,展现人民精神风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正确方向。

十七年电影人民性文艺观的理论探索

十七年电影"人民性"文艺观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电影实践中的具体化,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并且逐渐成熟的探索过程,整个理论探索充分体现了政治话语转向美学追求的一种内在变迁。在艺术实践中,"人民性"文艺观逐渐丰满,进而成熟,直接推动了十七年电影创作的繁荣,完成了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经典作品,使得"人民性"文艺观成为十七年电影鲜明的美学品格。

十七年电影人民性文艺观的艺术品格

十七年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作高峰,涌现出大量优秀电影作品,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重视人物的思想性、内容的时代性、艺术的民族性、人民的主体性。电影人努力表现人民、讴歌人民、服务人民。电影艺术在题材、人物、电影美术、镜头语言、电影风格等方面无不表征"人民性"文艺品格,成了中国电影史上鲜明的美学符号,为当下电影提供了参考借鉴的美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