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得以问世的客观条件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清代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问世,客观上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的俱备。所谓"天时",谓乾嘉时期。乾嘉时期,朝廷的稽古右文政策,完成了由清初偏袒宋学到偏袒汉学的转变,校勘学成为一门显学。所谓"地利",谓以江浙地区为依托。当时的江浙地区,不但是研究经学的学者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地区,而且是国内图书最齐备的地区。所谓"人和",谓阮元兼有封疆大吏和汉学领袖的双重身份,登高一呼,应者云从,能够组织起一个最高水平的整理《十三经注疏》的科研团队。

读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札记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经书博采众本,但经过校勘发现,其校勘所用《史记》并非善本,所举异文的准确性不高。阮校据误本《史记》,纠正经书,因此多有讹误。比如阮校出经、传作某,云《史记》此处有异文,但今检日本所藏古本《史记》恰与经、传相合,再加上他校资料,足以证明阮校所引《史记》有误。又如阮校所出经、传作某,云《史记》同,但日本所藏古本《史记》及他校资料此处却存在异文。故参稽《史记》众本及其他古籍,以作订补。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是阮元幕府的重要學術活動之一。阮元聘用七名幕友作爲分校者從事校勘工作。另外,段玉裁也參與了校勘工作。但是關於段玉裁的參與情況,有人認爲段氏在編纂《校勘記》時發揮了主導作用,亦有人對這種看法表示懷疑。爲了弄清這個問題,本文以“○”即圈識爲綫索,不僅對圈識前後的校語之關係,而且對圈識前後的校語與分校者以及段玉裁之關係也加以考察。《校勘記》圈識前後的校語並不是同時撰寫的,因爲圈識後的校語裏往往看到“舊校”一辭,是指圈識前的校語。圈識前後的校語並不是由同一人寫的,因爲在圈識後的校語裏又看到“舊校非也”那樣批評圈識前的校語之文字。如此看來,《校勘記》具有雙層結構,圈識前的校語顯然是由分校者撰寫的。在不少場合,圈識前後校語的内容不同,可能表明分校者與段氏的校勘工作是分别進行。爲了釐清兩種校語的關係,《毛詩注疏校勘記》就是最合適的資料。分校者顧廣圻在校語中點名批判段玉裁的校勘工作,而段氏最終不得不修改其著述中相關部分的記載。因而段氏在自己的校語中累次寫有“舊校非也”的批評言辭,對“舊校”即顧氏的校語加以攻擊。如果主纂者段氏對分校者的校語能任意加以筆削,一定會將對於自己不妥的記載改寫。《校勘記》中保存了分校者與主纂者互相批評對方的表現,證明《校勘記》的校語基本上没有改變。

阮元、段玉裁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结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书中的某些校勘 ,讨论阮元、段玉裁与这部清代校勘学大著的关系 。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审读报告

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书名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责编姓名吴远琴赵新编辑证号吴远琴201100172641赵新201500196387专家点评整理《校勘记》之校勘记＂十三经＂通常是指包括十三部儒家著作,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南宋之后把历代研究＂十三经＂的学问称为经学。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版本述略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校勘學史上的一部名著,其版本有文選樓單行本、南昌府學刻《十三經注疏》所附録盧宣旬摘録本和學海堂《清經解》諸本。這些版本之間,關係複雜。文選樓本有先印後印及挖改修版諸問題,摘録本則有增删改乙和底本轉换諸問題,而不爲人所重的《清經解》本在道光初刻本和咸豐補刊本之間也存在重要差别。本文即以上述諸本爲考察對象,略述諸本之特徵及關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對《考文》古本的利用及其不足

阮元在《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及《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中對《考文》古本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序》認爲古本可信,爲先唐寫本;《凡例》卻認爲古本可疑,當是采自《正義》《釋文》,且經山井鼎等篡改。通過對日本所存域外漢籍及敦煌《詩經》殘卷的考察,知古本當是出於六朝隋唐寫本之抄本,同時又經後人以刻本校勘,故時有出自《正義》及《釋文》之文字。因此,《序》與《凡例》之認識各得一端。但《凡例》以古本之局部缺陷而否定其整體,遂使其價值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利用,頗爲可惜。又《校勘記》編纂時以《凡例》之説爲主,又時有從《序》者,致使體例不嚴,且因誤遵《凡例》説而使有關古本的校語多存瑕疵,實屬遺憾。

阮元《礼记·曲礼》之《校勘记》校读札记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堪称善本，自问世以来，嘉惠儒林。此本所附校勘记为卢宣旬摘录阮元《十三经校勘记》而成，他在摘录过程中对阮校作了增、删、节、改，所以问题较多。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卢宣旬在摘录时虽然删去了阮校中很多无谓的校勘记．但也存在不当删而删的情况。另外，在摘录刊刻时还存在校勘不精的问题，这导致部分文本出现了讹误。

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平議

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專爲校刻《清石經》而作。校勘記共計二百八十六條,羅列各本異同,博求諸家之長,審慎按斷是非,體現了阮元的校勘水平和理念。彭元瑞撰《石經考文提要》,《儀禮》部分以《儀禮石經校勘記》爲藍本,擇善而從。由於體例不一,《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彭氏未加吸收者達一百餘條。另外,彭書僅録監本錯訛,對阮元所記别本訛誤未能反映。嘉慶間阮元組織學者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該書體例、校勘理念受《儀禮石經校勘記》的影響很深。徐養原負責的《儀禮注疏校勘記》大量吸收《石經考文提要》的成果,卻未引用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儀禮注疏校勘記》刻成後,阮元又進行修訂,刻意彰顯《儀禮石經校勘記》的優異條目。

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暗引殿本琐议

学界一般认为阮元校经不引殿本,本文发现阮元校经暗引殿本。虽然阮元对殿本《十三经注疏》刻意回避,但偶有涉及之处。阮元在引用时,不论殿本文字正确与否,都采取回避的做法:不指称所引内容为殿本,改换称呼,对殿本文字进行暗引。这与对待殿本所附《考证》的态度完全不同。虽然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官方定本,有钦定的性质,但并非不可引用。阮元校经刻意回避殿本,是避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嫌,乃政治考虑,与学术取向无关。

阮元校勘《礼记正义》存在的问题

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于《礼记正义》大量采用南宋卫湜《礼记集说》的材料,由于版本的判定和使用犯了重要错误,使得大量校勘记条目与卫湜《礼记集说》原文事实不符,所采材料不可靠。通过对卫湜《礼记集说》版本源流的清理,比勘宋郡斋本、明影钞宋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各版本,发现阮元所用《礼记集说》的版本非宋本,而是经过重大改动的通志堂经解本。

略论阮元在文献学上的成就

通过介绍阮元编著的几部经学著作,阐明其对我国文献学的重要贡献。

2016年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

2016年度在传统的四部文献和出土文献方面都有新材料公布,也有一些新的研究热点,现分述如下:经学文献方面,由王晓平主编的《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出版第一辑,该丛书包括三部分,一是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包括东洋文库、东京国立博物馆、大念佛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等所藏诗经古抄本,以及加贺屋善藏板《毛诗外传》、宽延二年刊《毛诗郑笺》;二是日本学者的《诗经》研究著作,包括龟井昭阳《毛诗考》、安井衡《毛诗辑疏》、松永昌易《再刻头书诗经集注》等;三是日藏中国古刻本,如万历毕氏刻本《颍滨先生诗集传》等。刘玉才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整理出版,该书以文选楼本为底本,并与南昌府学对校,对于增删的条目都有标注,对研究这两个系统的校勘记较有价值。

阮元嚴杰交遊考略

阮元、嚴杰,年紀相仿,有師弟之誼,交往三四十年。嚴杰精於校勘,久在阮元幕中,參與《經籍籑詁》纂修及補遺;參與校勘《十三經注疏》,撰《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校勘記》,并輔助段玉裁案斷是非,擔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補調整工作;襄助阮元搜訪《四庫》未收書;參與輯刻《清經解》,任校勘之職,并編次《經義叢鈔》。嚴杰編校之才,在阮元幕中得到充分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