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浅析《汉郊祀歌十九章》的艺术特征

《汉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祀五郊的乐歌。它虽然歌辞古奥艰深但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它以简练传神的语言营造出杞神迎仙的神秘氛围:发挥神奇的想象,运用大胆的夸张,塑造出生动的神的形象来表达人的理想,并且用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描写祥瑞符应;艺术形式和风格上表现出自由灵活,挥洒自如的创造特色。

《老子》出土文献诸本与王弼本十九章异文对比

《老子》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有一些文本差异,具有极高的文献校对价值。通过出土各本与王弼本的文字考辨、异文对比分析,对《老子》各本的字形、文本含义、哲学思想内涵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郊祀歌》十九章与汉武帝时期郊祀仪式考论

本文结合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仪式讨论了《郊祀歌》十九章的篇旨及排列顺序,认为其虽然写作时地不一,但是《汉书·礼乐志》的载录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了汉武帝晚期封禅、明堂祭祀太一、后土时所用乐曲的顺序。《郊祀歌》十九章主要包括太一祭祀组曲(从《帝临》至《天门》)和后土祭祀组曲(从《景星》至《五神》)。这两组乐曲可以分别搭配上迎、送神曲,单独施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在合用于封禅、明堂祭祀时,《郊祀歌》添加了《朝陇首》《象载瑜》,用于满足汉武帝在此类祭祀中为国、为己的宗教诉求。此外,《郊祀歌》十九章还具有超出当时祭祀场景的诗歌史意义。

汉代诗赋中的“大一统”思想——以《子虚赋》《上林赋》《郊祀歌》十九章为中心

《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均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思想。《子虚赋》《上林赋》建构了汉代祭神和尊神的过程,表现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势和声威。《郊祀歌》十九章分为祠神诗、"迎时气之乐歌"、纪瑞诗,这三类诗分别与两篇赋的祭神和尊神的整体结构、方位和季节的描写、祥瑞之物的描写相对应。《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在文章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郊祀歌》十九章创作时间问题阙疑

《郊祀歌》十九章作为汉代郊庙歌辞的经典范本,其创作时间问题一直混淆不清。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其中多数篇章有本事可循,但在采入十九章后至少经过了两次性质动机相异的加工修改过程。所以有必要把本事时间从笼统的"创作时间"里细化出来,并与入乐定章的时间加以区分,这样才能更加客观清楚地了解十九章创制的真实过程。

汉《郊祀歌》十九章编排顺序和“辞多难晓”原因探析

《汉书·礼乐志》著录的《郊祀歌》十九章,是表达封禅仪式的一个整体,编排顺序有其内在的理路。深入汉帝国祭祀活动的历史过程中考察文本的生成,可知十九章主要经过两次系统的编纂:第一次用于元封元年首次封禅,结合甘泉与汾阴的祭礼,初步形成与泰山封禅密切对应的歌辞体系;第二次用于元封五年增修封禅,在完善基本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结合雍地的祭礼,大致形成十九章的整体规模。制歌选用古奥难通的风格,是规范君臣秩序的一种策略,凝结着皇帝与儒生之间的权力关系。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