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第一次大收获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讽寓阐释的异域回响——江户时代《古诗十九首》日本注本考论

江户时代产生了四部《古诗十九首》的注本,其中两部是汉文注本,另两部则是假名注。本文对两部汉文注,即原公逸的《古诗十九首解》、石作贞的《古诗十九首掇解》的学术背景与阐释特色进行了考论,发现这两部注本皆注重对《十九首》进行"讽寓阐释"(allegoresis),多从君臣关系、君子-小人的角度来解诗。江户时代四部《古诗十九首》注本至少有三部与当时的折衷学派有关,折衷学派不满当时的"古文辞学派",不喜流行一时的伪唐诗、明诗,揭橥古朴的《古诗十九首》应是出于此目的。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古诗十九首》的时空书写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标志文人五言诗成熟的里程碑,诗歌内容多表现羁旅途中客游他乡的感慨、文人的彷徨失意、游子思妇之间的离愁别绪和相思之苦等情感,尤其善于利用时间的流动变化和空间的转换转移来推进诗歌内容,深化诗歌感情,对于时空的描写是其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本文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出发,审视《古诗十九首》中的时间书写和空间书写,挖掘隐藏在时空之下的生命意识和悲剧意识,探寻诗人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情感。

《古诗十九首》:玄学情感观的诗学前奏

《古诗十九首》以高超的写情艺术被广为称道,诗篇将普遍的人情人性落实于个体化之视角,抒写真情实感,追求个体审美情感之表达。其作者还极为重视人格的调适问题,积极寻求时序悲叹、生命无奈等普世情感问题的化解之道,以反思精神为主体情感寻找安顿之处,从而彰显非同一般之当下性和个体性。《古诗十九首》对情感问题的处理,从诗歌创作的层面启引了魏晋崇情思潮。有关情感真实性、个体审美情感以及人格调适等问题的致思方式,又与玄学主流情感理论高度契合。王弼“圣人有情论”、嵇康“声无哀乐论”,以及玄言诗人对“情累”的反思,均可与《古诗十九首》的情感主题或表现产生共鸣。因此,《古诗十九首》成为玄学情感观的诗学前奏。二者合力,推动了诗歌史上缘情论的提出。

论《古诗十九首》与玄学时间观的契会

《古诗十九首》以时序感为基本主题,感伤生命短暂,而强调重视当下。与《楚辞》和汉代早期诗歌单纯的“伤春悲秋”主题不同,《古诗十九首》积极寻求化解时序意识的方法,跳出绵延的时间洪流,将时间理解为以故代新的瞬间更替,以把握每一刻之当下存在,来确认生命的意义。从思想史上看,《古诗十九首》的时间观,既与孔子以大全景的方式感知时间流逝不同,也并非对庄子以怀疑精神和认识论触碰当下存在的单纯延续,而是指向了玄学时代时间观的要义。玄学家的《庄子注》还原绝对变化的客观性,以无数生灭刹那更替的“日新”之流来表征时间,将时间之绵延切割为无数的断点,赋予每一瞬间以短暂的时空规定。《古诗十九首》因此为玄学时代所激赏,从时间观的角度看,它构成了玄学时代的诗学先声。

《古诗十九首》中蕴含的生命意识对Z世代青年心态修养的启示

《古诗十九首》是一首深沉的生命之歌,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生命意识诞生于悲哀的社会现实之中,但是其中却蕴含着当时士人对生命的强烈欲求与觉醒。这样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影响着后代的生命观、心态观。对于Z世代的青年而言,当同样面临社会转型的冲击时,学习与体悟前人的思想对我们塑造新的生命意识与心态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份意义具体体现为从关注外在转向关注内在价值,从心态焦虑转向心态豁达。

仿《古诗十九首》译莎翁商籁十九首

莎翁商籁以五步抑扬格为基本韵律格式,如中国旧诗一般,对格律也有着“诗律伤严近寡恩”的要求。译者从一位格律诗人的创作体验出发,仿风格苍凉的五言古风《古诗十九首》,偶取《子夜歌》句意,在语风、韵律上最大限度地调动中诗元素,以归化审美为鹄的,试验性翻译了19首莎士比亚商籁。本组商籁中,新译的有10首(第28、29、30、44、57、60、64、71、81、109首),余则取自译者的中英双语旧体诗文译文集《昔在集》,略有改动;英文原文以新剑桥版为准。

从色彩感知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文人创伤记忆的时空积累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具有随时空的累加效应,从抒情中汉末文人的群体创伤记忆也得以体现。这群文人,或随着物转星移强化创伤,或以诗歌抚慰创伤,两种心态均产生了十九首诗作中不可释然之悲,并使人共情,催人泪下。本文试从色彩感知角度入手,通过《古诗十九首》的色彩语言分析其群体创伤与时空观念。

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

本文考察了一组被认为创作于公元2世纪的无名诗歌。虽然文字表面看似直白明晰,但这些诗歌呈现给读者变化多端的面貌,使得我们很难把握究竟是谁在言情,又对谁倾诉了什么款曲。明清时期的诗评家们对这些诗歌多歧而矛盾的解读,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那么这些诗歌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对中国古典诗歌后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可能后果?我将在本文中探讨这些问题,尤其会留意于诗中模糊的人物角色以及不完整的叙事。

《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

《古诗十九首》,是近百年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如作者、作年、主题、文学史地位等,至今还没有"定论",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检讨。东汉末年下层文人所作,梁启超以来,成为通行的主流观点,木斋教授则认为是建安时上层文人所作,这一"颠覆"性观点,值得学界重视并积极回应。"十九首"是原创还是拟作?是"代言"还是写实?是不是组诗?是单一主题还是多元主题?文学史地位究竟如何?仍需继续探讨,还应检讨"循环论证"等方法。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方式产生于《易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古诗十九首》借助取象思维方式,或传达男女之间的相思,或抒写行客望归之感,或诉说面对现实所产生的种种失意感伤和愤懑不平,或在慨叹无常人生的同时思考生死忧患。另外,《古诗十九首》中这种取象比附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五言诗,尤其是对魏晋五言诗产生了较大影响。

《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

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缘起于《中国诗歌演变史》的整体写作,其中汉魏五言诗演变历程的研究和写作,既为十九首研究的缘起,也为其写作的主要方法。审美学术观,对文本与史料的思考在先、现有结论在后,实践第一等诸多方面的统一,为本研究学术观和方法论的本质。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应为曹植所作,其余作品、苏李诗和《孔雀东南飞》等,皆应与曹植、曹彪、甄氏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

新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在坚持朴学学风的同时,寻求新变的更新意识已经由个别人的孤军奋战,逐渐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展示出强大的生机。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研究对古代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有相当多的启示。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同样也可以从整体格局定势上去探寻一种变革机制,在清晰把握和分析当前研究所陷入的困境和原因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寻找更新替代的手段和措施。

《古诗十九首》植物意象统观及文化意蕴诠释

统观《古诗十九首》中运用植物意象的十首诗歌,其植物意象可以分为四类进行诠释,即"时序之草"、"生命之树"、"遗远芳华"和表现"情爱依附"的植物意象,而每类植物意象又各自具有较为深远的文化意蕴。在对《诗经》、《楚辞》植物意象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古诗十九首》的植物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体现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艺术风格。

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说起

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探讨未知。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不仅仅限于古诗十九首,还涉及到建安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涉及到对于中国诗歌史若干重要问题的重新理解与界定等问题。他的见解还未必能成为定论,但是,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来就是探讨各种可能性。因此,他的研究工作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

《古诗十九首》词语考论

通过对《古诗十九首》中的词语进行全面考察,可以确认其中有一大批东汉时期使用的词语,并有袭用东汉作家的明显证据。《古诗十九首》又与建安诗人构成一对多的关系,是后者模仿袭用的对象,其称谓系统词汇同于汉诗而不同于建安诗,而且很少使用在曹植等人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藻饰性词语。因此,其产生时代应在东汉后期,建安之前,将其归于曹植名下的说法难以成立。

疑案破解既有成 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

编著文学史时,对于文学史料的收集、文献的鉴别去取,以及资料的安排运用,应当谨慎从事,但也不应划地自限,固守成见,而应收集对文学史中某些疑案能有所突破的论著,将其见解,适时编入著作中,以修正原有的观点。木斋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是就诗证诗,或以史证诗,条分缕析,详加辨证,其对学术的贡献,应是毋庸置疑的,也应当为文学史家所关注。

《古诗十九首》与玄学

古诗十九首是诗歌史上经学时代向玄学时代转换的诗学典范。它的作者群,恰恰生活在汉末那个孕育玄学的动荡时期。十九首体现了可以视为玄学先声的诗学生命价值观。极度关注当下的时序感是与玄学时间意识呼应着的,它构成十九首的基础氛围。梁启超提出十九首反映了末世感及其厌世思想,虽然诗中有所反映,但看来并非主流。十九首所着力描写的个人孤独感及其承担意识可以视为玄学独化论的先声,积极性要强于消极性。十九首抒发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情感,显然得益于诗中女性得到的突出尊重。梁启超认为十九首恢复了比兴体,事实并非如此。从技术上看,比兴体的流产是和"勾连"手法的采用互为因果的,当下性并非单纯的诗歌内容,它与十九首的结撰技术相为表里。十九首的抒情主题往往体现于叙事的弱化(单纯化)和景物及典故的大量调用,针线绵密而不留痕迹,予人自然浑成之感。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结撰技术而论,十九首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正面、积极和高明。它预示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开始。

抒情传统视阈下的《古诗十九首》——以台湾学者吕正惠的研究为中心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以台湾学者吕正惠的研究为中心,透过其"中国抒情传统"论述视域,重新观照《古诗十九首》的美学价值与历史意义。吕正惠认为《古诗十九首》中交织着"物色"与"缘情"两种美学倾向,论证了其为中国抒情美学的真正源头之意义。通过论析吕正惠对《古诗十九首》美学特质的阐释,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古诗十九首》的整体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体认"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术型态"的多副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