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辩证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跟《礼记》中的《月令》文字相同,差别只是十二篇合为一长篇,又被《淮南子·时则训》全文抄录,仅文字上略作修改,其中所记天象、物候多来自于《夏小正》。主要受对《月令》的解读影响,从汉代开始,学者对于《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制的认识便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高诱、郑玄等认为《十二纪》纪首(亦即《月令》)以孟冬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所用正是秦朝的颛顼历,而更多的汉代学者囿于经学思维,认为《月令》乃周礼,所行即周制。唐代孔颖达疏解《月令》时,为维护"三礼俱出于周"的正统观念,对郑玄的解说曲加弥缝,承认其说《月令》"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但否认出于秦制,而认为是吕不韦宾客所传的圣王旧章。孔颖达之说深刻影响到后世读书人对《月令》亦即《十二纪》纪首的一般看法。另外,由于《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天下之前,且后世一些学者对"改正朔"的理解过于机械,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十二纪》纪首所行非秦制,甚者以此为据强调《吕氏春秋》与秦统治政策间的矛盾。本文梳理各家论难,辨析各自言说背后的思想背景与材料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发现《十二纪》纪首之以十月为岁首,在《季秋》和《孟冬》篇中已明文昭昭,而秦在《吕氏春秋》成书之时已采用颛顼历,也可由《史记·秦本纪》和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得到证明,故《十二纪》纪首确实是以孟冬之月,即《夏小正》十月为一年之始,《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即秦颛顼历。战国秦汉时期,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传本和改写的现象颇为常见,但也因此导致后人在阅读时容易因文本被著录的形式和所纳入的书籍类型而形成若干先入之见,干扰对文本的解读。《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聚讼多年仍莫衷一是,即是其例。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从《夏小正》到《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国年鉴的雏形

年鉴是从历书发展而来的。《夏小正》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月历,按月安排全年的生产、政务、祭祀等活动,具有指导生产、政务、宗教活动的功能,蕴含了原始年鉴的主要特征。这说明在二、三千年前,中国已出现了年鉴的雏形,其之所以没有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成熟的年鉴,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历书是统治者的专利品,没有将它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

《吕氏春秋》“八览”、“六论”未尝“布于咸阳市门”——《吕氏春秋》成书次序先“纪”后“览”考

今本《吕氏春秋》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依次组成,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吕不韦传》所载次序皆作"八览"、"六论"、"十二纪",自清中叶梁玉绳提出"八览"当居篇首之后,学界关于次序之争迄今尚无定论。《史记》载《吕氏春秋》成书后悬于咸阳市门,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此举震撼朝野。检核吕书,"八览"错误之处多达六起;"六论"不仅有违例叙事,更有袭用本书成篇者,而"十二纪"则无懈可击。据此,悬于市门者定然不含"八览"、"六论",《吕氏春秋》三部分分阶段成书,"十二纪"成书最早,《序意》不序"八览"、"六论"亦可得到合理解释。

《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

《管子》一书中有《幼官》和《幼官图》两篇。这两篇的题目,经学者考证,原先应作《玄宫》和《玄宫图》,现已成为定论,但它们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在很长时间里却一直是个谜。1980年,我在一本研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小书中曾对这两篇的图式结构和读图顺序试作复原。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玄宫图》所记乃是布图顺序,即从西开始。

周代傩礼考述

周代傩礼考述胡新生傩礼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驱逐疫鬼的仪式。摊礼大致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其演变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由傩礼派生的傩舞。傩戏和形形色色的面具艺术直到现代仍流传于湘、赣、桂、浙数省的少数地区。作为中国傩礼的源头，周代傩礼所确立的一系列惯例对后...

《吕氏春秋》中有关气候论述的科学意义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大量而系统的气候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科学意义。其中《吕氏春秋·十二纪》对全年12个月正常与异常气候依据季节分类进行描述。这些描述考虑到生态与各项社会活动。《吕氏春秋·审时篇》则系统地论述了气候与农业的关系。它将农业气象条件分成"得时"、"先时"和"后时"三类,这与《十二纪》中将气候按季节分类是协调的。《审时篇》中的这种气候划分方法对研究气候与农作物产量及人们健康等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月令》是《礼记》第六篇,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基本相同,主要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是一篇中国古代农业研究史上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从而影响了它的价值。通过考查,《月令》当成篇于战国末期。

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下)

六吕书的历史文化地位与影响１．吕书的历史文化地位。Ａ．吕书的学术价值。高诱说吕书“大出诸子之右”，宋高似孙、明方孝孺亦赞同此说。宋蔡伯尹说吕书堪与诸子争衡②８。叶逢春：“意吕多博雅之辈、锐意著述者，故其中多推见至隐，揭若语简旨宏者，自老以下，不多见焉...

《诗经》中赋的再评价

《诗经》的赋法源于原始宗教的贡赋献祭活动，走过了从物质到语言、从实用到审美的积淀历程。赋的美学意义在于审美功能的综合性，即在全整的时空流变中显示生命主体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赋从审美手段到文体的发育历程，可见得赋作为文学审美手段的发生、成熟和拓展与源于宗教之礼制的发展、完备和大一统国家的出现相伴相随。赋的审美基因渗透并普覆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领域，因此，对《诗经》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问题辨正

本文通过对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问题所存在的几种有分歧的观点的分析， 认为： １、吕不韦 “迁蜀”之后没有也不可能著书； ２、在探讨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问题上， 人们似乎忽略了夏历纪年与秦之 “颛顼历”的不同； ３、《吕氏春秋》书似成于公元前２４１

八主析论

八主析论张华松八主即八神，其在古代宗教发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秦汉政治和精神生活皆产生过重大影响。《史记·封禅书》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案此十六字疑系在：＂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一句之下...

《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

战国中后期,许多学者将探索天地万物所具有的特定数字表现形式,当作探索宇宙、人生、政治的根本途径来看待。《吕氏春秋》承继了这种探讨,并力图将各家之说统合起来。此书所采用的数字化结构形式,利用数字的神秘寓意来表现其编撰意图。十二纪之12×5形式,意在表明所论是蕴含天地之奥秘,体现了"道"之根本的天子之制;八览之8×8形式,隐寓地道、臣道、治术;六论之6×6形式,既象六合,又寓"人道六制,"而偏重于人(士)的视角。《吕氏春秋》的神秘数字体系,是以历数为主,兼用《易》筮之数,来统合已成常识的神秘数字。这表现了此书编撰者试图超越当时的学派之争,从古老的传统和普遍的常识中寻求智慧,破解天、地、人奥秘的意图。

《吕氏春秋》与阴阳家

《吕氏春秋》与阴阳家修建军《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成书于战国末年，由＂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汉书·艺文志》）。该书是在秦国统一天下即将实现的政局之下，为了实现思想的统一以适应大一统秦帝国的需要而出现的。书中广泛吸收了儒、道、墨、法、阴阳、兵、...

高句丽族源论稿(下)

三、高句丽人是帝高阳的后代商人东迁的一支 《晋书·慕容云载记》有“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养子也。祖父和,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载,广开土王“十七年春三月,遣使北燕,且叙宗族。北燕王云遣侍御史李拔报之。云祖父高和,句丽之支属,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慕容宝之为太子,云以武艺侍东宫。宝子之,赐姓慕容氏。”

《月令》中的生态农学思想初探

《月令》是商周以来各门自然科学、农林牧渔生产实践以及国家管理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哲学概括,内容相当丰富。 最具有代表性的《月令》专文,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和《礼记·月令》。两者既有渊源关系,又有一定差异。就其渊源关系来说,许多学者都认为《礼记·月令》抄自《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章;就其差别来说,前者被分别置于《十二纪》的纪首,而《礼记·月令》则将其贯通为一个整体。并且两者也有部分文字上的差别。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就以这两者为依据来研究和探讨其中的生态农学思想。

明堂初探

明堂初探曹春平明堂是中国古代一项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是王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但它的原始面目一直模糊不清。汉武帝曾召集众儒讨论明堂制度，争论再三也得不出一致的结论，以至于一时无法建造明堂［１］。清儒更是对明堂制度作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图形探讨［２］，却多囿...

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农村公社残余问题

商鞅变法后,秦村社残余势力尚强:秦乡村聚落内仍存在着共同的经济联系;乡村存有政社合一职能的残余;邑里村落内存在着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村社贵族残余势力依然存在。

关于《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之我见

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已越来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此书在研究先秦政治、文化、教育、军事以及农业史、医学史、心理思想史等方面都很有价值。关于这部书的成书时间,作者在《序意》篇中已经明确:“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本应较易考订。但后世由于纪年推算讹误以及对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所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书成何时,发生分歧。自东汉以来,历代学者虽多考订,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各有所据,尚无定论。陈奇猷先生对此作过深入研究。

《吕氏春秋》的体育宝藏

《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综合先秦诸子学说,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集体写成的一部巨著。它“备天地万物之事”①,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百科全书,后人称之为杂家代表著作。全书纲具目张,条分理顺,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所组成,共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这部书不仅含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