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十二”

本文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是司马迁有意模仿孔子著《春秋》,“据鲁亲周”之义例而将周王室与鲁国单独列出,不在“十二”诸侯之数。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文不对题”原因考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上记载了十三个诸侯的盛衰大事，题目和内容不符，其原因历来众说不一：或认为是没把吴计入数内，或认为是没把鲁计入数内，或认为是作者的笔下之误，或认为是后人窜易所致。本文在否定了以上各种说法之后。

结构、文本、叙事:《十二诸侯年表》与《史记》编纂新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起共和元年(前841),下迄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谱列365年间的历史变化。《年表》中的诸侯次序显然经过司马迁的精心考虑,它之所以与《世家》的顺序不同,源于司马迁采取了表面有异而实则相辅相成的排序标准。详考《年表》的文本内容,会发现《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在多方面呈现出同构性。以《年表》为基础,司马迁在相关《本纪》《世家》中"嵌入"了大量叙事文本,对这类"嵌入型文本"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史记》编纂过程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关于"十二诸侯"的历史叙事主线进行考察。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读。

考《史》以證《左》——羅倬漢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

廣東學者羅倬漢作於1940年代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一書,雖曾於1941年獲得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辨理的學術獎勵之肯定(“古代經籍研究類”三等獎),但其書和其人一樣,均長期隱晦不彰,知之者甚少。羅氏此書是爲了對治當時學界極爲熱門的《左傳》真僞與作者的問題,而此問題又係解決今古文之争的關鍵。不同於其他學者多就《左傳》本身來考證《左傳》之真僞,羅氏採取的進路是就《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與《左傳》先後的關係,來論證《左傳》非晚出。羅氏在此書中共設有六組論證來證成其論點,每組論證復舉出少則十來條,多則七十餘條證據來支撑其論證,由此得出了“《史表》以《左氏春秋》爲中心而旁參各書”的結論。本文除對羅倬漢的生平、撰作此書之緣起、背景、基本立場與進路,以及此書的内容和主要觀點加以論述外,亦嘗試對其論證方式及該書的成就與價值做番深入的檢討與客觀的評估。

泗水变迁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泗水流域内外的大国趋势——兼论泗上十二诸侯之宋、薛、邳的灭亡

本文以泗水变迁为背景,通过文献爬梳,对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流域内外的大国趋势及其细节进行了叙述。其中,对泗水及其附近的“泗上十二诸侯”尤其关注。一方面,大国趋势表现为春秋时期的争霸转变为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另一方面,在这一趋势下,泗水流域的诸侯小国除维持着自己的传统外,随着楚、齐、吴、越等大国的风云变幻而沉浮,最后终被灭亡。本文重点详述了泗水流域宋、薛、邳的灭亡,同时,对薛邳关系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阐述了意见。期望在详细了解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为泗水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提供线索,为这一区域的礼制演进过程和文化交流过程提供支撑。

平王东迁年代与史事新探

在传统认知上,幽王失国,平王东迁,是前后两年相继发生的事情。近年清华简《系年》问世后,人们始知平王东迁经历了多种力量的角逐和漫长的历史岁月,形成两周之际重大的历史变局。依清华简《系年》所示,幽王死后,携王立二十一年,复经无王九年,平王被正式迎立,三年后东迁洛邑,此时已到了平王三十四年(公元前737年)。这一时间节点,粗看起来似已超出助力东迁事宜的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在位年代的下限,然据新出清华简《系年》、古本《竹书纪年》及相关文献资料,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晋、郑、秦三君年代详加考察,发现均有舛误,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平王三十四年东迁之后辞世的。在这个乱云飞渡的历史过程中,东周国家虽遭内乱外患的严重打击,但文明未曾中断,重启了接续发展的新历程。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左传》先秦授受世系之由来辨伪

《别录》所记《左传》先秦授受世系乃出后人伪窜 ,且其伪窜之时在南梁武帝末期至南陈亡入隋之前约5 0年之间。此伪世系是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从华夏始祖到民族共祖——司马迁与魏收对黄帝形象的弘扬

黄帝被供奉为始祖的现象由来已久,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代。不过,将黄帝树立成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则是汉朝以后的事,对此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有两位史学家,那就是司马迁和魏收。司马迁的贡献在于,总结西汉孝武帝开疆拓域的成果,将原为部落领袖的黄帝树立成华夏汉族始祖的形象;魏收的贡献则在于,总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成果,

礼与利的契合:也谈《烛之武退秦师》的教学重点

《烛之武退秦师》是《左传·僖公三十年》中著名的篇章,讲述的是春秋中期郑国大夫烛之武在秦、晋联军攻伐郑国而危在旦夕的境遇下,夜见秦君,说之以助晋伐郑的利害关系,终使秦军放弃攻郑。而失去盟友的晋军只好退还,从而使郑国免遭罹难。烛之武成功的游说艺术使该文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五百多年后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郑世家》中沿用;六百年后的西汉皇室刘向编写《新序》时收录。后世袭用者不胜枚举。

中国文化史研究举例——谈中国的“筷文化”

本文将筷子作为一种文人现象来研究,涉及到科技、考古、历史、饮食、风俗等学科;同时也是窥探中国文化对外影响的一个蹊径。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

《史记》思维方式初探

《史记》思维方式初探刘忠世一种史学现象所体现的那种由以造成该现象的思维方式，是研究该现象时应当予以关注的。即如克罗齐所说：“如果那些历史中的特殊材料是不必加以考虑的，那末，除了孕育它们的‘方式’，除了用以造成他们的叙述的‘心灵形式’因而是他们的理论和...

司马迁卓越艺术才能再探──《史记》描写的曲笔和侧笔

司马迁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文学家，用委曲含蓄的曲笔和旁衬烘托的侧笔，冷峭而又不失滑稽地描写了一些人物和事件，因此他的《史记》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本文认为，这些描写正蕴藏着微言大义，司马迁以奔放高热情、强烈的爱憎、各智的头脑，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许多无法明言而又非常本质的东西，使之与“实录”相映成趣，起到异曲同工的作用。这种激情的渲泄，闪现出光辉绚烂的文采，正是司马迁卓越艺术才能的表现。

楚怀、襄之世争夺东地考实

在战国史上,楚国怀王、顷襄王两代的情况历来受人关注。这段时期,秦、楚、齐三国的战争和外交形势呈现复杂状态。不少研究者认为,楚国的失败,就在于齐、楚联盟被破坏,这种讲法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楚国为什么容易接受秦国的拉拢,又为什么轻易地放弃了齐楚联盟?这是需要仔细考察论证才能下结论的。事实上,楚、齐关系破裂,完全出于对东部利益的争夺,两国的关系是不能调合的。

试谈《吕氏春秋》的性质和影响

《吕氏春秋》取材广博,思虑精深,要想对它作一全面的评论,实非易事,现在仅就它的性质、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