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时期骑马乐俑军事考古学观察

陶俑是对生人社会所对应人物的真实反映,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骑马乐俑作为乐俑的一类,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是对两汉军乐俑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因骑兵大量出现,骑乐成为军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时期由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骑马乐俑几近消失,基本被立俑形象的军乐俑替代。东魏北齐在统治者强烈要求恢复鲜卑旧俗的情况下,骑马乐俑随葬性质与十六国接近,属军乐俑性质。西魏北周时期,在鲜卑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骑马乐俑虽仍有军乐队作用,但更多为仪仗乐队功能。

探索北方民族史对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影响——以月氏人迁徙和十六国北朝为例

本文将史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北方民族史同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联系起来,通过桌面研究的方法,从敦煌研究院获取并整合相关数据来探索早期北方民族发展对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北方民族的发展和演变推动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且十六国北朝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出口,更是敦煌石窟艺术的起点”。

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

令狐氏是敦煌大族之一,自汉代徙入敦煌后逐渐成为儒学经术世家。北凉灭西凉后,令狐氏开始为人抄写佛经,接触佛教,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北朝时期,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中起着主导作用,且信仰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很好地反映了汉晋北朝时期敦煌大族与佛教的关系情况。

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魏晋以来,直至十六国、北朝前期,伴随着北境诸少数族或主动或被动内徙,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政区从北方边境渐次后撤,而代之部落组织式的或军事统制式的特殊政区,即领民酋长、地方护军、军镇,以及地方行台等。北朝后期(大致始于北魏孝文帝朝),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统一进程的加速,反映在政区上则是特殊政区的普遍退出,郡县制政区的全面回归,这正是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大势所趋。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女性普遍接受良好的儒家礼法与经史学术教育,这为她们主持家族内部日常事务、实施"家教"提供了必具的条件。特别对那些遭遇变故的家族而言,士族女性训抚弱嗣,承担起维系家族传承的重责。其教子首重儒家礼法,敦励子孙品德,以维护家族和睦,获取社会声誉;其次注意培养子孙之才学,或亲自教授经史学术,或鼓励子孙寻师求学,以塑造其子弟入仕进取的士人品格与修养;再次注重对其子弟为政能力与忠义清廉观念的训导,以确保其成就功业。经此"母教",一些士族后继有人,其子弟为人、为学与功业皆有所成,不仅有助于其家族门第之延续,而且对华夏文化之传承也有深刻之影响。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太极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关系述论——以东堂决策为中心论述

太极东堂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正殿的东厢房,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东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2.东堂是举行文武要员及宫室勋戚丧礼的场所;3.东堂是皇帝宴赏大臣、讲论学术与询问政治的场所:4.东堂有时也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场所。

十六国北朝时期僧人游方及其作用述略

本文对东晋南北朝时期僧人游风宣化进行了简要考察，分析了中土游方宣化风气形成的背景、游化的不同类型、宣化的具体内容及这一风气在佛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它为佛教所独有，是当时佛教一枝独秀的一个重要原因。

占星术对十六国北朝军事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军事活动,深受占星术的影响和支配,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占星之术深刻影响了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以及军队组织和军官素质。因其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亦存在不利因素,故各政权对社会上包括星占在内的术数活动严格限制,以期达到官方垄断的目的,此种即禁即用的双重政策贯穿于历朝历代。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人口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南下西迁,中原尤其是关中世族、百姓避地河西,使历史上落后的河西地区人口陡增,而作为周秦汉代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关中一带,则是人口凋残,百不存一。这一局面直到隋朝统一南北后才出现了转机。

美术史与敦煌学的交汇——试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

《敦煌石窟美术史》以文献的全面性与完整性、图像的系统性与丰富性、语言的逻辑性与准确性,写作的严谨性与学术性,实现了敦煌石窟美术史研究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成为继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之后又一部"纪念碑性"的著作,标志了21世纪敦煌学与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转折,其多重学术价值无疑将产生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魏晋十六国北朝国家分裂时期,足食强兵是各分割性政权共同的经济开发目标。二赵、五凉、三秦、魏、周等政权的政治家、思想家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利用陇右、河西等地的“独安”条件,以官营屯田、官苑牧马、丝路贸易为主营,多管齐下地组织开发,实践了不少政治家想到而在其他地区办不到的经济梦想,客观上为隋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一些籍贯于西北的政治思想家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经济主张。本文从官、私两个方面介绍了这一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融合多种书体特征的"破体书"和大量俗体字上。本文由分析"破体"概念的内涵入手,试从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分析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简介

这是一部从美术史角度系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的专著。本书入选了敦煌研究院学术史库、北京市“三个一面”原创出版工程，属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顺目，受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北京市文创专项资金的资助。

图书交流与十六国北朝文化认同

十六国北朝时期,华夏文化、五胡少数民族文化、西域文化在文化认同的构建上具有不同的路径。北朝后期,文化认同的冲突不断,制约了文化融合的进程。随着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对汉文化典籍的阅读,其文化认同呈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杂糅的特色。从五胡视角来看,文化认同的融合不是单向的,五胡文化为华夏文化的新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

有关十六国北朝人口问题，王育民同志先后发表了《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对自己的四个观点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即一，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前降后升；二，北朝我国北方户口已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三，东西魏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四，北周的户口数字是前人误植，不是实际数字。袁祖亮同志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一，十六国时期人口发展是马鞍形，两头低中间高；二，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人口数量并未恢复到东汉的水平；三，东、西魏的户口数量仍有增长；四，北周的户口悬案是在于户平均人口不高。袁的这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姊妹篇，对王的观点再度提出质疑，并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略论十六国北朝佛教造像盛行的原因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造像之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普通信众的造像意图上看,是由于他们苦于动荡的社会现实,寄希望于造像以离苦得乐,因而其造像具有现实功利性。与此同时,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导致的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崩析,为佛教造像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和土壤,佛教本身鼓励造像,则是这一时期造像风行的根本原因。

2 0世纪8 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