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景泰十才子”群体活动与明代文坛的众层化现象

作为明代前中期的文学群体,“景泰十才子”的内部往来和外部交游均可以反映出明代文坛的众层化现象。他们内部阶层迥异、职业不同,外部的交游对象也涵盖王公贵胄、馆阁文臣、布衣山人、巫医百工等各个社会层级。过往将其视为景泰年间的文学群体是文学史的误读,“景泰十才子”的文学活动与永乐、宣德间台阁文人存在交叉,并且也曾创作不少颂圣作品。该群体的诗史地位存在逐步升格的情况,以此也可见明清学人的明诗史叙述策略。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

论“嘉靖十才子”的文学活动和创作趋向——以唐顺之早期文学思想演变为中心

嘉靖十才子是嘉靖5年和8年进士群体里涌现出的文坛新锐。他们从嘉靖12年到14年前后,同在京师,相与酬唱,其中陈束、唐顺之和王慎中是中坚。唐顺之在嘉靖癸丑后,受王慎中的影响,摒弃"雄豪亢硬"的风格,与陈束等一起"倡为初唐",形成有别于前七子的文学思潮,在明代诗文演变过程中写下重要的一笔。他们的文学活动在政治挫折、外部批判和自我反省之中分化、式微,最后表现出宗法"唐宋"的新方向。

论大历十才子的心态特征与诗歌表现

与盛唐诗的豪迈飘逸奔放不同，大历十才子的诗歌表现出冷漠悲凉孤寂的特征。而这一总体风格的形成，虽与十才子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遇不无关系。

论大历十才子与宋诗

宋诗是宋型文化在文学层面的折射与反映。大历时期,宋型文化的某些因素已经开始萌生,故而大历十才子诗歌已经开始具备宋诗的某些特征。在诗歌题材、审美理想、创作艺术等各个层面,大历十才子与宋诗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大历十才子对宋诗的影响是正负兼具、交互迭加的,而不是停留于字句表相的单一作用与直线演进。

大历十才子诗歌意象论

大历十才子诗歌的意象群有其独特风格。如植物意象中以草、柳代表离别与乡思,松、竹、莲荷则具宗教指涉意味,山水意象的隐逸主题,云意象的隐逸色彩和禅意情调等等。十才子诗歌在意象组合上,以并列式组合为主,意象呈现静态化;其次是虚实结合,虚实相济,使诗歌具有鲜明的感觉效果和虚灵萧散的美学风味。

大历十才子现实题材诗歌探寻

大历时期总体的诗歌风格通过描写山水恬静、清冷来表达对人生的慨叹以及对于自身的惆怅,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内容虽有很多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但仍旧有一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身处乱世之中,他们的诗歌不能像杜甫那样被称为‘诗史’,但对于探索当初民间的疾苦和战争的离乱,也具有一定价值。

大历十才子名号考

文章于陈尚君先生考证之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大历十才子称号、姓名之具体情况,特别是分析了《旧唐书》、"卢纶诗题"、《新唐书》、《嘉祐杂志》等文献史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认为:大历十才子这一集体性称号最早出自《旧唐书》记载,《新唐书》则在《旧唐书》及"卢纶诗题"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十才子之具体姓名;《嘉祐杂志》的出现虽早于《新唐书》,其关于十才子的记载在可靠性上反而不及《新唐书》。

论大历十才子与江南地方官诗人诗歌之差异

大历十才子与江南地方官诗人各以京洛、江南为创作中心,由于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的不同,他们的诗歌在酬赠对象、诗歌对现实反映的深度与广度、诗歌的艺术与形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说明诗分南北这一情况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诗坛客观存在。

“大历十才子”诗文别集提要

从著者生平、文学成就、结集过程、体例编次、内容要旨及版本流传等几个方面,对"大历十才子"诗文别集进行了评述。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大历十才子与方外隐逸诗人之隐逸诗比较

“吏隐”作为大历十才子的生活特征之一,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这与当时方外隐逸诗人因其不同的人生观照所创作的诗作相映成趣。方外隐逸诗人又可分为隐士诗人和诗僧两个群体,大历十才子和方外隐逸诗人之间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方外隐逸诗人对真隐精神的写作与十才子的“伪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后者来说,现实的功利主义态度和价值上的物质取向使其隐逸诗作之精神内涵大打折扣。

论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审美特征的区别

唐代是边塞诗发展的极盛时期,中唐大历十才子和盛唐边塞诗派都写作了大量的边塞诗作。但二者虽属同一题材,可在抒情方式、诗歌意境、写作笔法、诗歌形式等审美特征上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从陶渊明与“大历十才子”的隐逸诗探讨其隐逸观

同是身处乱世、宦海浮沉,同是命运坎坷、仕途失意,同是隐居田园、纵情山水……陶渊明的隐逸诗和"大历十才子"的隐逸诗所透析出来的隐逸观却是迥异的。陶渊明的隐逸诗蕴含了他独特的人生视角和人格追求;"大历十才子"的隐逸诗渗透着他们对人生的无奈与对仕途的冀望。

论大历十才子诗歌风格的共性与个性

大历十才子作为一个处在盛唐与中唐之间的诗歌流派,其诗歌的内容和风格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后人往往易忽视他们的个体特征。文章试从十才子诗歌风格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作一分析。

论大历十才子诗的影响

活跃在唐代宗大历年间的大历十才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正处在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则处在由开元、天宝年间的高潮转向贞元、元和年间高潮的过渡时期。这一群诗人“皆负当时盛称”,他们以其敏感的诗心直接把握时代的心理节奏和情绪特点,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些初步探索。

大历十才子的心态与诗歌创作

大历十才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闷、忧患的时代。现实逼使他们的目光向内凝缩,他们以其敏感的诗心直接把握时代的心理节奏和情绪特点,将诗的触角伸向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通过表现诗人复杂深微的心态实现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领悟。本文试图从心灵的创造物去探视创造者的心态及其变化的轨迹,为加深对十才子的认识,揭示其诗歌的风格特征和审美价值提供一些心理依据。

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大历十才子研究》之三

诗歌是现实之树绽开的心灵的花朵。诗人对现实的审美把握不能不受其个性特征、心理状态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心灵而且是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才能成其为艺术作品”。大历十才子在特定时代中形成的特殊的审美心理促使他们由宏阔的外部世界逐渐潜沉于审美主体的内心领域,他们以其敏感的诗心直接把握时代的心理节奏和情绪特点,从而显现出了与盛唐诗歌大异其趣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