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撰著《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考述

郭沫若于1943~1944年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部著作中,他的学术道路转变、研究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创作历史剧的经验与条件,都影响着这些成果的形成。《青铜时代》诸篇体现了郭沫若研究先秦学术从史实考证渐而走向理论梳理,《十批判书》则表明郭沫若正式建立了完整的先秦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两部著作见证了郭沫若研究先秦学术的一个由“破”到“立”的过程。

《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

《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翟清福［编者按］我们在这里发表翟清福先生的《〈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一文，是为了有助于弄清楚＂一桩学术公案＂。郭沫若和钱穆两位前辈都是我们尊敬的...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的诗人气质

纵观郭沫若的一生,诗人气质是其人格气质中的重要元素,在其《十批判书》中也分明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天才诗人的气质与精神。由于诗人气质与好恶情感的渗入,不仅使《十批判书》具有锐利的见解,而且具有鲜活的流畅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文情并茂的特质,创立了一种别样的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范式。

郭沫若《十批判书》撰述动机新探

《十批判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先秦诸子的代表作之一。关于撰述动机,既有研究认为《十批判书》是针对范文澜“工农革命说”而作的。细读文本可知,郭沫若一方面对梁启超、胡适的墨学观点进行辩驳,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其他史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杨荣国等的墨学观点进行驳论。在学术争议中,郭沫若在历史本体论上,主张“人民本位说”;在历史认识论上,坚持客观研究而反对主观主义;在史学方法论上,注重社会与思想的并重考察。所以,《十批判书》的撰述动机是批判近代中国史学研究中主观主义的学术风气,而“工农革命说”仅是辩论对象之一。

孔墨批判的批判——《十批判书》的批判

儒墨对立由来已久。 2 0 0 0年来 ,人们扬孔抑墨 ,以儒学为正统 ,视墨家如尊卑无别的禽兽。近 50年来由于工农地位的改变 ,人们又尊墨抑孔 ,以墨子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而孔子是腐朽阶级的代表。郭沫若以他的师心独见 ,发现人们对孔墨历来有太多的偏见。他力图打破前人的模式 ,重建历史真实。但他所逆转的只是结论 ,在研究方法上 ,并没有冲出主观性学术的樊篱。当 2 0世纪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有必要从原始文本出发 ,还孔墨以真实 ,并以当代中国发展为出发点 。

学术史视阈中的郭沫若——从《十批判书》中的儒学研究说起

郭沫若的先秦儒学研究,具有将学术思想史探索置于社会史研究、文献和文字学研究深厚根基上的特点,是其学术著述中的杰作。在怎样认识和评价孔子及其学说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他始终秉持正面肯定的基本态度,即使在晚年面临"文革"政治高压仍然如故,坚守学术认知。从学术史视阈检视,此实为其长期政学合一人生中颇值得注意的现象。

《十批判书》的历史影响述论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经问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退。历史上对《十批判书》的毁誉不断。今天学界日益认识到《十批判书》的真正价值:一是方法论上的开拓性价值,二是文本叙述上的全新范式。此外,对郭沫若本人历史的评价,当不影响《十批判书》自身的价值和影响。

关于《十批判书》版本的一些问题

《十批判书》群益版初版有郭沫若校后感手迹插页,以后各版均无。人民版《改版书后》收入《沫若文集》时改收在《奴隶制时代》中,仅读《十批判书》便难以知道其改版前后的主要修订内容。群益版与人民版对吕不韦、秦始皇认识的改变,值得读者关注和作进一步系统考察。

慧眼兰心谁可知——谈郭沫若《十批判书》的文献处理

学术性著作《十批判书》独树一帜,提升了学术性著作的学术性和文学性。郭沫若将传统的和反传统的方法相结合,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考据学和新史学的处理倾向。郭沫若在处理今人文献、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简牍文献和帛书文献文献的过程中,具有的学者、侦探家、开拓者和审判家的身份。《十批判书》的文献处理具有唯物辩证倾向,反传统批判倾向和浪漫主义的气质。

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孙开泰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人生》１９５４年第八卷第六──八期，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后该篇经过修改收入他的论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程清福，耿清珩１９５４年８、９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８卷第６、７、８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对其评论一直众说纷纭。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自己认为，其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但其材料与方法和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群众》周刊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与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被史学界称为“马列五老”。谈到郭若沫的史学成就,就不得不说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扛鼎之作——《十批判书》。《十批判书》历来被认为是郭沫若史学研究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史上的奠基性成果。这本学术巨著与《群众》周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群众》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缩影与见证。

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同时代反响

郭沫若《十批判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郭氏对该书的自我期许甚高,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也积极宣传郭著,扩大影响。但阵营内外的读者却多持批评、质疑的态度,主要与他们对郭氏“褒孔贬墨”观点作泛政治化的解读有关。郭氏与同道的学术纷争聚焦于西周社会性质和孔墨思想的阶级属性,他的学说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几乎受到普遍非难;阵营外的读者或误解郭著的写作意图,或批评他出奇制胜,实证不足,亦多不接受郭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十批判书》的评论存在分歧,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存在若干认识偏差,不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梳理其论学宗旨,再评其学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发了争论,《群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十批判书》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开展学术研究的典范,今人须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境来研讨其丰富的学术史内涵和思想意义。

《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

《十批判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论战的产物。1944年前后,郭沫若接连了解到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他们重申与郭氏的学术分歧,并进一步展开学术批判,却忽略郭氏已对旧说有所更新或修订。因此,郭氏重燃写作热情,以"自我批判"或"隔空对话"方式展开论战,最终结集成《十批判书》。这场论战聚焦于商周社会性质和孔子、墨子思想的阶级属性,涉及古史分期、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下启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研究。作为论战的主要成果之一,《十批判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要史料。

新“十批判书”之五——一个幽灵:自省或批判——新潮文艺中的“文革”阴影

1.世纪之交:从“文革后”到“后新时期” 记得1986年的时候,不少学者、专家为“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是否准确而争执不休,当时有人提出用“文革后”文学来取代“新时期”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似乎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物转星移,时过境迁,人们终于发现“新时期文艺”再也不能“新”下去了,文学现状与社会情境已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社会转型导致了“新时期文艺”启蒙神话的自动崩溃,文学家、艺术家重新回到了边缘地带。于是有好事者宣布:“后新时期”已经到来。 “后新时期”为何物无人说得清楚,它与“新时期”的区别在于,一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一是人工合成的制造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人工合成的产品未见得比自然生长的物品就要逊色,有时价钱还要更好一些。人工合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的消费指向,返回大自然只是艺术的奢侈品。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抑“后新时期”概念制造者的意思,而是旨在说明二者的区别。事实上。

新“十批判书”之九——杂语共生与汉语走向——当前汉语言文化批判

王:我有一个感觉,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问题成了文艺界、批评界突出的焦点,象大家经常谈到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审美文化等等,都离不开文化问题,人们从各种各样的观点来看文化。

新“十批判书”之七——形上的渴望与迷茫——当代中国神秘文化批判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以昂扬、振奋、明朗、乐观的理性精神,迅速驱除了心中阴暗的神灵世界。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教育,使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把“致孝于鬼神”之类的迷信看作是使人蒙羞的愚昧和耻辱,不仅从理智上而且从感情上予以拒绝;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和坚定的意识形态承诺,也使人们忘却了生死,排除了任何不确定性的困扰,获得了终极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鬼神之类的超验力量已纯属多余的东西。神秘文化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它只是在穷乡僻壤那些愚昧和脆弱的人们身上寻隙去表现它的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