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九部乐、十部乐与坐部伎、立部伎之间的关系

九、十部乐与坐、立部伎皆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鼎盛时期唐代的著名乐部,也是唐代宫廷音乐的两大支柱。“十部乐”天疑是“九部乐”的伸延和发展,乃是一种纵的关系。诚然,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增加了一部“高昌乐”,“坐部伎”和“立部伎”则是泾渭分明的不同演出形式,应是一种横的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九、十部乐与坐、立部伎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换言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两者之间是平行关系,还是继承关系,抑或是交叉关系?对此,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唐琵琶”音乐文化兴盛的历史考察

唐代是整个中国音乐历史中最为光辉灿烂和不可比拟的伟大光辉时代,在多元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唐朝,琵琶音乐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唐琵琶”的孕育而生,其形制的演变与发展极大丰富了唐代的音乐文化,唐代音乐制度的改革促成了“唐琵琶”音乐文化现象的产生,唐代大量琵琶曲谱及乐曲的传播成就了“唐琵琶”音乐文化的繁荣。本文通过对“唐琵琶”音乐文化现象兴盛历史的考察和梳理,探寻和重建一套中国传统琵琶语汇体系,在传承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为当今琵琶音乐文化不断发展提供借鉴。

隋唐燕乐多部伎乐之高丽伎初探

唐代文化艺术是空前发展的历史时期,本文通过史料,对有关唐燕乐多部伎中的"高丽伎"进行讨论,主要是从高丽伎的来源及发展、乐器、服饰、乐部风格进行阐述,欲对高丽伎在多部伎中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进而对各唐代多部乐的高丽伎的特点作一个概述。

唐代歌舞音乐研究综述

唐代是中国歌舞音乐辉煌发展的黄金时代。借助经济的繁荣与鼎盛,与西域及周边国家音乐交流的日益频繁,加之诗词歌乐的融合与丰富,

日本民俗中的佛教仪礼与艺能

6世纪时,汉传佛教进入日本,其后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从中国带回了佛教、音乐、舞蹈等文化。这些文化确立了古代日本国家体制,成为其宗教、信仰、文化的基础。日本出于镇护国家的需要,接受了佛教。关于死后的净土、地狱等的认识,受到唐代中国民众的影响,在日本贵族和民众中传播很广泛。在宫廷和寺院的佛教仪礼中,护国的祈祷十分常见,伴随这些活动的是音乐和舞蹈,通过这种华丽的仪礼展现国家的威严。宫廷和寺院中上演的音乐和舞蹈,大多来自于隋唐宫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不少曲目源自丝绸之路沿线的南亚、西亚、中亚。日本古代宫廷、佛教文化有必要与中国联系起来,放在亚洲的视角上进行讨论。

古代朝鲜的乐器

一、高句丽的玄琴《隋书》与《通典》之记载朝鲜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之中,最早与中国接触并深受其文化之影响的,是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高句丽。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亡于公元668年。约当于中国自西汉末至唐初这一时期。

从乐器看隋唐胡乐、俗乐之融合

我国周代以来雅、俗两乐对立产生与展开直至春秋先秦有着极其复杂难缠的音乐发展史。汉代随着张骞的西征开凿了丝绸之路,引进了胡乐。由此雅俗胡三乐以其独特而又复杂的发展方式展演于中国的历史舞台。它们对隋唐时期音乐文化的繁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其中渊源深刻的俗胡两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各具怎样的特征,如何对峙又怎样交融是音乐史上一直难以说清的课题。文章以乐器为核心视角,结合曲名、乐部的成立、音乐机构的性质等分析中国古代的胡乐、俗乐从并立走向融合的历史发展轨迹。

浅谈唐代乐舞

唐代乐舞作为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它的"部伎乐舞"、"软舞"、"健舞"、"歌舞戏"都曾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本文从唐代乐舞文化背景、乐舞类型、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唐代乐舞文化进行初步的探索。

高丽伎与胡旋舞新说——从《新唐书·礼乐志》中一则“错简”说起

胡旋舞是中古时期粟特地区传入中原的流行舞蹈。唐宋乐志文献在记载隋唐乐伎体系时,《通典》《旧唐书》等将胡旋舞置于康国乐中,而《新唐书》却将其置于高丽伎之下。这看似《新唐书》的“错简”,实则反映了唐宋乐志对于十部伎和四夷乐这两种不同音乐体系书写的矛盾。十部伎中的康国伎、高丽伎本源自四夷乐康国乐、高丽乐,“伎”“乐”同源而分流。胡旋舞本属于四夷乐之康国乐,不可能在燕乐部伎中表演,但在当时乐志书写体系下就被安置于康国伎之下。《新唐书》试图整合十部伎与四夷乐两种书写体系的矛盾,“伎”“乐”分流,却又产生了置胡旋舞于高丽伎下的新误解。这一误解与东北亚地区和西域之间存在的广泛交流,高丽伎“胡化”的印象有关.

唐代大曲分类新论

唐代大曲是古典艺术的精华,对于后世戏曲、乐舞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均非常巨大。近世迭经王国维、任半塘、丘琼荪、阴法鲁、王维真等几代学人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而王小盾先生的研究更是后出转精,他经过勾稽,考得唐代大曲曲目121种,对学界贡献良多。在此基础之上,王先生又将唐大曲划分为宫廷大曲和教坊大曲两大类。

浅论“盛唐之音”形成的条件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它长达三个世纪的漫长统治,使其音乐文化由发展成熟逐渐走向颠峰,并在当时的亚洲居于领先地位,开元年间的唐都长安也成为亚洲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开元时期的唐朝音乐被后人称为"盛唐之音"。"盛唐之音"之所以得以形成有着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一、繁荣、稳定的社会条件为唐代音乐文化的空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实施比较开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开创了历史上两个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强盛、疆域广阔,使人民眼界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比较丰富,因此唐代能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风格的音乐文化,如曲子、变文、燕乐等。可见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是"盛唐之音"形成的前提条件。二、隋代音乐和西域音乐在唐代的承袭和变化。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燕乐是相对于雅乐的重要乐种。燕乐即宴饮之乐,在隋代为"七部乐"和"九部乐"的形式。

唐代乐舞机构与唐代乐舞发展考证

中国唐代乐舞的繁荣发展,宫廷与民间的歌舞升平,背后因素众多,唐代乐舞机构可以算主要因素之一。本文试图从唐代乐舞机构这一视角切入,对唐代乐舞机构的历史源流、生态位置、职能分布、管理制度等进行深入分析,也是从"他者"视角考察唐代乐舞背后的运作机制,从而全面考证唐代乐舞机构与唐代乐舞发展的一致性。唐代乐舞机构在继承前代(隋)太常寺的基础上,还增设了由宫廷或皇帝掌管的教坊和梨园,此二者可谓盛唐时期乐舞机构的精华,与太常寺一起构成唐代三大主要乐舞机构。唐中末叶,皇室衰落,教坊、梨园等宫廷乐舞机构几乎无法维持,各种宫廷乐舞,已大众化并为一般市民所共享。辉煌华丽的唐代乐舞也随之发生变化,宫廷宴享所用的十部伎等大型乐舞,规模变小,在酒楼、妓馆供普通贵族欣赏娱乐。从而体现出唐代乐舞机构与唐代乐舞发展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

地方曲艺的传统异化及其思考——以“2015福建省首届‘丹桂奖’电视曲艺大赛”为考察对象

近两年来,笔者参与了由福建省曲艺家协会承办的2014年的＂首届福建省丹桂奖少儿曲艺大赛＂、＂第四届海峡两岸欢乐会＂,2015年的＂东山‘中国曲艺之乡＇授牌仪式暨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2015福建省首届‘丹桂奖＇电视曲艺大赛＂等活动。在＂少儿曲艺大赛＂与＂电视曲艺大赛＂的活动中,笔者参与了发动、初选、复选与决赛的全过程,

柬埔寨皇家芭蕾盛开北京

柬埔寨最早被称为"扶南",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十部伎中就有"扶南乐",这是柬埔寨最早传入我国的带有印度佛教色彩的宗教乐舞。扶南在古代是一个大国,疆土较为广阔,与周边国家相比,文化艺术、生产贸易都较为发达,它首先接受了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之后又成了传播印度与中国文化的集散地。扶南人将印度和中国乐舞吸收进来,与本土民间舞蹈相结合,产生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舞蹈。在中国与扶南和真腊(扶南的后一个王朝)数世纪的交流中,乐工与舞者常常来华,发展到如今已经成为柬埔寨最负盛名的"皇家芭蕾"艺术,并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