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蛾术编》与《十驾斋养新录》看王鸣盛与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

清代文献学大师王鸣盛、钱大昕既是同乡 ,又是亲戚 ,就学问论 ,二人又是同一路向 ,彼此有很深的影响。本文仅就王氏《蛾术编》与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两部学术笔记加以研究评述 ,从中理出王、钱学术研究的异同 ,以及各自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对二书的研读 ,当是我们今天研究乾嘉之学及清代文献学发展的重要课题。

《十驾斋养新录》考辨一则

元代文字学家周伯琦所著《六书正讹》,是一部阐述《说文》、考辨俗字的字书。《四库全书总目》引《诗经·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二句,以喻《六书正讹》在字形、反切、释义等问题上,不免有瑕瑜互见之憾,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然而丁福保在《说文解字诂林·自叙》中却引钱大昕语对周氏深加诋毁。姚孝遂先生批评说:"丁氏作《自叙》时已是一九二八年,当时商周古文字已大量出土,并已开展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卓越成果足以参考。而丁氏犹然墨守成说,只能是一种偏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对周伯琦的《六书正讹》颇有微辞,并举数例极力驳斥。但仔细分析钱氏的考证,有一半值得商榷。钱氏素以考订精密著称,故其说一出,后人翕然信从,埋没了《六书正讹》在选取字形、分析古文、考辨俗字以及推阐《说文》等方面的价值。

从《十驾斋养新录》看钱大昕的文献辨伪思想

《十驾斋养新录》是钱大昕的考据成果之一,其所含的文献辨伪思想值得深究。笔者通过挖掘《十驾斋养新录》,阐述了在该书中所蕴含的文献辨伪要求;探究了其所遵循的原则;选择性地归纳了钱大昕在此书中所使用的文献辨伪方法。最后,笔者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钱大昕文献辨伪思想的特点,分析其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意义。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文校讹字”之“偶”字字义商榷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校讹字”条： 《人部》：“偶，桐人也。”桐当作相。《中庸》：“仁者，人也。”郑康成读如“相人偶”之“人”《仪礼注》屡言“相人偶”。惠氏《九经古义》、臧氏《经义杂记》援引详矣，此其证也。吴明经凌云云：“旧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葢好事者依今《说文》辄改。”又鲍彪注《战国策》，全据《说文》为训，其注《齐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鲍所见《说文》犹作相字。

《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素为学林所重,近人至推为清人学术笔记第一,惜其书虽经再校,迄无注本,本论力图填此空缺,为此书作一笺注。笺注之义例,分为"明其源"、"纠其谬"、"补其缺"、"解其惑"、"申其正"、"探其理"、"衡其情"七种。明其源者,探寻钱说之论据也。纠其谬者,订正钱说之谬误也。补其缺者,补充钱说之不周也。解其惑者,解释钱说之疑惑也。申其正者,钱说为正解而他说非则申明其正确也。探其理者,钱说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探其所以然也。衡其情者,诸说皆无确证则衡量其情理也。此为《〈十驾斋养新录〉笺注》弁言。

《十驾斋养新录》中避讳条目的语言学探究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不少关于避讳的条目,这些避讳材料蕴含着丰富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对于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同义词辨析以及文献校勘等学科具有重要的材料参考价值。

《十驾斋养新录》中唐代文人形象探析

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钱大昕的学术笔记《十驾斋养新录》内容涉及广,其中包含20余条唐代文人的条目。探析《十驾斋养新录》中文人形象可了解钱大昕笔下3类唐代文人团体的为人、处世、行文特点。钱大昕赞颂唐代文人治学行为规范、不矜不伐,凸显他对谦虚谨慎的文人素养和求真务实治学思想的推崇。

略论两种《十驾斋养新录》中地理内容的点校问题

目前公开出版的两种点校本《十驾斋养新录》中地理部分的点校同时存在多处因不明州名而讹字、因不明州名而破句、因不明史地而失文意的问题,这是整理者缺乏历史地理知识所致。本文不仅对这些地理方面的点校疏误予以分析、考辨和纠正,还对古籍整理中如何避免出现类似问题提出若干参考意见。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订议

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于清人的学术笔记中,是价值较高的一种,其中所涉内容广泛,所论精义甚多,匡谬正讹,向称精审。但其中的第十六卷论集部书的札记,也多所发明,而讹误不免。本文于其考论韦应物诗、苏轼诗、卢延让诗、孔融《与诸卿书》、王士禛诗、柳宗元《河间传》等六条,指出其讹误、不妥,并作了必要的订议。

《十驾斋养新录》《史讳举例》“刘聘君”避讳改字说商榷

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刘聘君”条云：“朱文公《集注》引刘聘君说者三。聘君，谓白水刘勉之致中也。……聘君，避仁宗嫌名也。文公早年师事致中，且系妇翁，故不称名氏。”嘲聘君，即宋人刘勉之，《宋史》有传。刘勉之虽受召却谢病归，杜门教学，受人敬慕名垂史册。朱熹师事之，敬不称名氏，呼之“聘君”。钱氏认为，此处“聘君”是避宋仁宗赵祯嫌名所致，应为“徵君”。

名人书斋命名拾趣

古今不少名人,为自己的书房命名,其缘由不一,或昭示走向,或寄托情怀,或显露习性,或表明爱好;其风格也各不相同,有的庄重典雅,有的朴素平易,有的幽默诙谐。但都言简意赅,寓意深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主人各自的精神风貌,还能在为人、治学等方面得到有益的启迪。

科举时代的《元》

如今各地高考之后，人们最关注的焦点莫过于所谓的“状元”，横向按科目分，有文科状文、理科状元：纵向按级别分，有省状元、市状元、县状元乃至校状元。众所周知，“状元”一词来源于我国的科举时代，最早是在唐代常科的礼部试后，进士第一名被称为“状头”或“状元”。（参见《唐摭言》）宋代科举中不仅进士第一名可称作状元，二三名也都可称状元；（参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但必须是全国性考试，而且要经过皇帝主持的殿试。

韦昭《吴书》原有“使臣列传”

《三国志·吴志·胡综是仪传》于胡综、是仪二人间插叙徐详：“徐详者，字子明，吴郡乌程人也，先综死。”陈寿评曰：“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各见信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19页）陈景云推测本有《徐详传》：“《志》中凡不立传而附见他传者，虽有事迹可称，评中皆不及之。《综传》次《是仪传》，详事又附《综传》后，而陈氏评详乃与是仪、胡综同目，为孙权时干兴事业者，而尤称详之数通使命，无传有评，疑乖史例”，“意详当自有传。”（《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2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页）、潘眉《三国志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同此论。

鲁迅辑录虞预《晋书》勘误六则

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30页）卷6“新《晋书》”条日：“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迨安史陷两京,故籍散亡,唯存贞观新撰书。”晋代会稽余姚人虞预所撰的《晋书》就是十八家晋史之一。

千古疑谜话“巧合”

《千古疑谜话“巧合”》一文,从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巧合”事件,谈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巧合”,很有意思。

《籀庼读书录》续辑

余昔迻录原玉海楼籀公手批群籍书眉校语而成《孙诒让读书札记汇辑》，后改题《籀庼读书录》，收入《籀庼遗著辑存》中。原辑所录，限于经部，而未及小学类诸书。今复辑所校他部各书《乙巳占》、《古逸丛书目》、《十驾斋养新录》、《邓析子》、《易林释文》、《訄书》等六种，以赓续前篇。

从语言的运用角度对《列子》是托古伪书的论证

关于《列子》一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目前虽无确定无疑,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大体上意见是相近的。对此,古代与近代的学者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有过不少精辟透彻、令人叹服、启人心扉的论述。如柳宗元《弁列子》、朱熹《观列子偶书》(《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高似孙《子略》、叶大庆《考古质疑》、宋廉《诸子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姚鼐《跋列子》(《惜抱轩文后集》卷二)、俞正燮《癸已存稿》、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天马上房丛著》)。他们都分别从《列子》这部书所记叙的内容。

漫谈借书与读书

古代文献中有关借书的记载,苏老泉《艺文类聚》亦未说及,倒是明清时期的历史笔记中有些零星的材料,能大略地看出古人对于借书的一些不同看法和做法。兹择优录之,整理成句,求教于大方之家。唐代有位藏书家叫杜暹。据钱大昕《十驾斋新养录》记载,杜氏藏书,常常在书末作这样的题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其用意是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将书外借,否则就同鬻书一样不孝。

笔不离手书读法

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已是古今中外许多读书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读书经验。马克思曾自述道:“从所有我读过的图书中作出提要,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例如,我读列辛的《老孔僧》、索尔格的《伊文尔》、温克曼尔的《艺术史》、鲁登的《德国史》等等都是这样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