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兼述《千字文》注本问题

敦煌写本《新合六字千文》为世传《千字文》本基 础之上新增二字而成。本稿据敦煌千字文注本及在日本流布的千字文注本，对新增二字的来 源等问题作以小考；另对邰惠莉氏所录的《六字千文》(Ｓ．５９６１本)、及《千字文》(Ｓ．３８３ ５)本的误录、未录部分作一补校。

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

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邰惠莉目前所知敦煌遗书《千字文》有真书、草书、习书及注本共３８卷。①其中斯坦因１１卷、伯希和２５卷、北图１卷、目前所知俄罗斯１卷。②《六字千文》只存２卷，为Ｓ５４６７及Ｓ５９６１。《六字千文》没有传世本，遗书中只存２件都为残卷，...

《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续)——兼述《千字文》注本问题

敦煌写本《新合六字千文》是世传《千字文》本基础之上新增二字而成。本稿据敦煌和日本流布的《千字文》注本，对新增二字的来源等问题作以小考；另外对邰惠莉氏的《六字千文》（Ｓ．５９６１）及《千字文》（Ｓ．３８３５）的误录、未录部分作些补校。

《千文架阁法》的创始人——周湛

在我国古代档案管理工作中,真正能称得上是一种先进方法的,就是宋代周湛所创立的“千文架阁法”。周湛,字文渊,邓州穰(今河南邓县)人。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进士,历官内外,累至右谏议大夫,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曾有过重要贡献。他不仅创立了我国古代管理档案比较先进的方法——“千文架阁法”,而且在利用档案为民造福方面也功绩卓著。“千文架阁法”创立于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1042—1054年)。当时,周湛在江西为官,“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湛为转运使,为立千文架阁法,以岁月为次,严其遗亡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至今不易。”

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后湖黄册库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建立于南京后湖小岛之上的专门用来贮藏全国黄册和鱼鳞图册等赋役档案的中央专用档案库房,后湖黄册库各库房册架使用《千字文》编号,但其藏册的编号并未使用宋代以后常用的"千文架阁法",本文拟从中探寻其原因,以期对今日档案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千文架阁法”在近代的应用

“千文架阁法”在近代的应用王金玉宋人周湛创立的“千文架阁法”是将文书按形成的时间顺序，用《千字文》编排字号，有序地排列在档案柜架上，以便查阅并防止丢失的科学方法。经宋仁宗“颁诸路为法”之后，有宋一代，行之不易。笔者在《档案管理》杂志编辑部的支持下．最...

项元汴旧藏书画总量与千文编号

项氏旧藏书画总量据项氏千字文编号估计,大约不到1100件,由于项元汴曾将大量书札、诗帖、扇面、册页和小幅书画分类合装为长卷和集册,故此总幅数当数倍于件数,具体数量至少应在4000幅以上。这一数量颇为庞大,旷古绝今,无人可及。

“千文架阁法”的创立者周湛

周湛,我国文书档案管理'千文架阁法'的创始人,北宋的政治能臣,有名的湖南邵阳籍廉官。他为官因地施策,百姓安居,是后世为官者学习的榜样。他创立的'千文架阁法',使宋代的档案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形成了全国性的架阁库管理制度。各种记载显示周湛为河南邓州人。其实,周湛是湖南武冈人。据明隆庆《宝庆府志》记载,周湛祖籍湖南宝庆府武冈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三峒陇。其父周仪,字我光。

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的流传轨迹——以启功先生《说〈千字文〉》为线索

智永的《千字文》以楷书和草书体书写,有多种版本。启功的研究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还强调《千字文》具有启发童蒙、流传广远的实用价值。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拓展法书文献出版物及书法教学“启发童蒙”的功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走进《千字文》中的静美时光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鹍独运,凌摩绛霄。——《千字文(节选)》《千字文》是中国传统蒙学的三大读物之一,全文由一千个不同的汉字组成,用四字韵语写出,对仗工整,条理清晰,首尾连贯,音韵谐美,蕴含着时令变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丰富的知识以及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已作为蒙学经典进入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资源体系中。上述《千字文》节选的两小节是草木风物的四季写真,是俯仰沉吟、物我两忘中所捕捉的季候印象,简洁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深远的意境,于不经意间触碰到内心最深的情感与思绪,让我们得以感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东方情韵。当我们跟随着孩子清脆的童音,走进这样自然灵动的四时画卷时,也就走进故园,走进传统,走进那一段静美无言的时光中。

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书法风格研究

近年日本出土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即七八世纪的大量木简,其中《千字文》内容木简有二十七枚。本文对日本出土的《千字文》简进行疏解释文,并对其书法风格和习书现象分作札记探究。日本《千字文》木简及其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探究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书写与传播具有典范意义。

《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对培育小学生品德的价值

《千字文》作为蒙学教材,蕴含爱亲敬长、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等思政元素。新时代,深入挖掘《千字文》中的思政元素对于培育小学生品德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培育小学生品德,要做到: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引入课堂教学;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融入家校协同教育;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贯穿德育培养全过程。

以形赋神:敦煌遗书童蒙读物《千字文》翻译研究

童蒙读物《千字文》首现于敦煌遗书,至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流传甚广,存世译本众多。从字句韵、引经据典以及风物描写等角度切入,我们认为赵彦春《英韵〈千字文〉》译本以高度“形合”的译文特色再现了原作神韵,副文本的加入则更为有效地帮助目的语读者阅读与理解《千字文》。通过该个案研究,希冀为当下中国文化外译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

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所见中国典籍的海外流布与习写

公元4世纪百济儒者王仁将《千字文》带入了日本,但受材料限制,古代日本人如何书写和学习《千字文》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自1928年日本境内发现首件木简以来,有关书写学习《千字文》内容的简牍资料时有发现。将这些资料在中文语境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体描绘,对今后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在国际上如何传播、如何影响、如何传承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质疑“千文架阁法”

本文认为“千文架阁法”的内容是丰富的 ,并非仅是依千字文排列档案 ,其主要内容是防盗与追究丢失文件人员的责任 ,以千字文立号仅是“千文架阁法”一小方面的内容。还论述了以“千文架阁法”否定“千丈架阁法”的论据不充分 ,“千丈架阁法”

小学语文常用读物的字种与字量研究——“三、百、千”“四书”、古诗80首等六种读物的用字

通过字种的统计、比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今天仍作识字教材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书》也是一样。《千家诗》《古诗词诵读精华》、古诗 80首、古诗 70首等诗歌读物的高频字字种有较大的集中性 ,为我们今天选取识字字种和以古诗文编选教材提供依据和参考。

东亚视域下的童蒙读物比较研究——以《千字文》与《开蒙要训》之比较为例

汉字启蒙教育是"汉字文化圈"存在的先决条件,于是《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兔园策府》、《三字经》等我国传统启蒙读物便走出了国门,成了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童蒙的案头书,并进一步演变、生发,形成了"童蒙读物子文化圈"。然它们最终的命运却不相同:在中土流传的有之;在域外流传的有之;中土、域外同时流传的有之;中土、域外均不传的亦有之。文本本身的差异是造成不同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在这里我们以在属性、产生时代、编录内容、编排形式等方面均颇具可比性的《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为例,由收字用韵、内容层次、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将二者加以比较,考察二者间的异同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

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上野本《注千字文》与敦煌本《注千字文》

上野本《注千字文》是现存最早的《千字文》注本之一,与敦煌本《注千字文》的关系值得探讨。本文论述了这一珍贵抄本的文献学意义,并着重对黑田彰等人著《上野本注千字文注解》的注释加以补正,为进一步展开与敦煌本《注千字文》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

《千字文》是中国语文教育启蒙课本,随同四书五经等经由朝鲜传到日本。在日本,从早期的皇室汉语学习一直到江户时代寺子屋的教学,《千字文》都是四书五经等儒学、汉学教育的缩略版本,是汉字和汉语教学实用版本。文章首先澄清日本汉语教学的历史发端和独有特征,确认《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其次说明《千字文》除了体现汉字、汉语教学的独有规律,还具有教材模板作用。最后阐述《千字文》对于历史上的汉语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当今汉语教学工作也有重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