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创业和传统金融发展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结论指出,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提升产业创新水平,加强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将有利于数字经济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

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以韶关制造业为例

技术创新是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力和推动力。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技术创新。立足于传统优势和地方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混合模式,技术创新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构成正面效应。技术创新对韶关制造业升级效应的定量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正促进韶关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升级,但在升级速率和方向效应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明显,其区位升级效应逐步得以强化;而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区位升级效应不明显,正走向边缘化。

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的产业升级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驱动的"二元集聚"割裂产业间的前后向技术联系,从而可能弱化外向经济的产业升级效应。通过新增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大的8个产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以垂直专业化指数测度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驱动非但没有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反而明显弱化了技术的溢出效应。这也意味着生产加工功能集聚扩张并不必然转化为高级要素积累与创新优势,而构建融合全球价值链驱动与国内市场引致创新的平衡增长路径才是实现我国未来产业升级的合意之策。

FDI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与评价

本文对FDI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数据分析表明,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将升级的主体定位于本土企业或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升级效应,则发现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拟性。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产业升级效应具体包括学习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两个方面。本文首先利用出口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学习效应,除一般贸易方式部门具有绝对技术效率优势外,其余结构性部门和整个出口部门均属于低绝对技术效率生产部门,但高技术产品出口部门及其不同贸易方式的出口部门在推动三次产业发展中具有显著的学习效应。其次利用分解技术和VAR模型研究了结构变动效应,发现在长期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贸易方式结构变动有更显著的反应,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最后从制度建设、贸易方式、商品结构、贸易主体和产业集聚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集聚经济的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集聚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但集聚对产品质量有什么影响尚未得到关注。笔者基于Hisamitsu(2016)理论框架和微观层面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了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对公司产品质量造成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集聚经济作为生产功能领域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代表,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集聚区内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而边际成本的降低可提升公司的运营利润,从而公司能够在产品质量提升方面投入更多。根据制造企业产品层面相关数据,对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产品质量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发现出口比本地市场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大,且该结论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不同区域和规模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集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应当能够有利于制定完美的集聚诱导政策并有助于公司平衡质量提升与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以便公司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在提升集聚水平的基础上尽量降低过度集聚的影响。

广东工业的结构调整及其升级效应考察

用总产值比重（产值份额）及其变化反映广东工业的结构调整,用增加值率及其变化反映广东工业结构调整的升级效应。在1998~2008年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广东工业有2个行业实现所有部门从而全行业增加值率提高,有4个行业实现某些部门从而全行业增加值率提高,但工业整体增加值率提高的幅度很小,其原因是：有一个行业增加值率下降;3个行业增加值率提高的幅度较大,但产值份额下降;被委以产业升级重任的装备制造业的产值份额原来就很大,提高的幅度也较大,2008年产值份额几近广东工业的＂半壁江山＂,但增加值率提高的幅度很小。因此,政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政策值得深刻反思,需要进行积极地调整。

基于AHP的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测评体系构建

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因子源于产品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影响因子分析了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构建了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测评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评价。

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探究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本文从五个方面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给出了充分利用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供需匹配的产业升级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实证检验

我国的产业发展正面临国内供需不相适配和国外价值链重构的双重困局。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2000—2014年间43个国家56个产业的数据,构建产业层面的供需匹配程度与产业升级指标,使用固定效应估计、动态面板工具变量估计和系统GMM估计方法,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供需匹配程度提高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其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供需匹配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供需匹配程度提高1%,产业升级水平将提高1.874%;供需匹配主要通过垂直专业化程度加深、产业链分工位置改善两个正向机制和研发投入减少的负向机制影响产业升级。鉴此,我国应大力推广反向定制模式以继续提升供需匹配程度,同时应鼓励企业培育核心竞争优势、增加研发投入等,以充分发挥供需匹配改善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的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基于高技术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协同视角

基于高技术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协同视角,构建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高技术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省域和邻近省域的结构转型升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控制量对本省域和邻近省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定向增发、控股权性质与产业升级效应分析

通过描述和分析国有与民营控股上市企业定向增发在各地区、各产业间的分布特征,以及不同控股权性质企业定向增发前后资本盈利能力的变化情况,以我国A股市场2006-2011年上市企业定向增发融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定量分析各地区不同控股权性质上市企业定向增发的产业升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虽然国有与民营控股上市企业定向增发皆未能显著提高各地区克拉克指标,但民营控股上市企业定向增发对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明显增长效应;并在降低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提升了该地区第二产业增长率和所占GDP比重。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定向增发除稍微提高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外,未能显著影响到各地区产业升级路径。

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测评体系实证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产业升级是当前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以产业优化为着力点推进转型升级,始终注重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张相结合,提升产业层次。我们从产业升级效应的三个影响因子,即产品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出发,分析了福建省产业升级的效应,构建了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测评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评价,结论是:在福建省产业升级效应的三个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技术结构升级次之,而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是产业升级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缘由,在技术结构升级方面,技术开发是技术结构升级的首要条件。

论人民币升值的中国产业升级效应：现实与理论之悖论

汇率是比价,更是杠杆和政策工具。本文对汇率的杠杆属性、人民币升值的中国产业升级效应及其约束条件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具备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改善效应,然而现实中却受制于中国国情、人民币升值的成本、产业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刚性等,形成现实绩效远小于理论效应。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量变到质变的科学发展观。

论“入世”对市场制度的“成熟效应”与“升级效应”

基于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作者关于中国经济转轨模型的研究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本文紧扣中国加入WTO的制度效应 ,提出了“正向效应”、“成熟效应”和“升级效应”等新范畴 ,搭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勾画中国“入世”后制度变迁的轮廓。论文还就新经济所要求的“直接经济”和“横向合作”等原则 ,探讨了中国“物流”、“钱流”、“信誉流”层面的新课题。

支出结构变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安徽省1997—2017年的统计年鉴数据,研究支出结构变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换具有拉动效应,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第二,政府消费与投资结构变换方面,政府消费对投资具有诱导效应,使二者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具有同步效应,在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第三,进口结构变换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升级重构效应分析与策略

数字生态体系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提高各国制造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生态体系的应用优势,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通过利用最新贸易核算成果,并采用横向对比的方式,将制造业数字化规模与全球空间进行全面对比。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具有较显著的正效应,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向高端化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高水平开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繁荣的中坚力量,政府报告指出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加强“高水平开放”的助推作用。通过测算2005—2020年30省市高水平开放指数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着重分析了中国高水平开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讨论了其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高水平开放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制造业转型升级效应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是高水平开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2个重要渠道。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水平开放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进大出"格局已定,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产生的财富创造效应、有利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效应、贸易效应不断显现。因此,更加系统、全面、客观考察和判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效应,以得到更客观、更有价值的结论是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所在。

金融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人才三方面出发构建了金融集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度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趋同;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且在不同地区间作用差异明显,金融集聚度越高的地区,其经济效应越明显;通过对金融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金融集聚能通过形成资本积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三条途径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中,金融集聚的资本积累效应和科技创新效应作用明显,而产业升级效应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