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

清代举业极盛,读书人追捧仕进,官学教师普遍被认为逐官轻学,忽视教育本职。本文从与清代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考核与升迁制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官学教师的考核需对标统一的文官标准,并符合专门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其次,官学教师的升迁深受科举身份影响,由于多选择外升,且晋升空间狭窄,限制了教师职业的长期发展。再次,官学教师的升迁制度存在非公正性、滞后性,间接损害了教师职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后,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与升迁系统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延展性,是职业发展渠道不畅通的原因所在。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升迁制度对当今的教师评价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学历与首次职位升迁对关键研发者职业生涯上升速度的影响——来自于4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1995—2015年中国家电和汽车行业共40个上市公司(20+20个)的全部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数据,提取得到219名关键研发者,并将其创造力类型划分为速成型(创造力上升迅速但下降缓慢)和慢热型(创造力上升缓慢但下降速度快)。然后,从个体属性出发,研究学历和首次职位升迁两个因素对关键研发者职业生涯上升阶段创造力的影响。利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关键研发者职业生涯上升期,其学历越高,就越有可能是速成型而不是慢热型;关键研发者职业生涯上升期如果发生首次职位升迁,他们更有可能是慢热型而不是速成型。从理论上丰富了关键研发者创造力影响因素研究,对如何实现关键研发者快速成长具有实践指导价值,有助于企业完善关键研发者选拔机制与管理策略。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城市环保绩效、市长升迁偏好与市民环保满意度——基于2011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使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1年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在中国32个重要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来回答一个城市的环境质量即环保绩效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公众对于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关注城市市长对于环保工作的偏好对于环保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由于研究同时包含了公众、城市(包括城市市长)两个层面的研究变量,所以本研究使用了分层线性模型(HLM)作为统计分析工具。数据显示,财政因素、城市领导的环保偏好以及环境质量本身,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公众对于环保服务的满意程度,但从更深层次的分析来看,所有上述因素的影响机制都服务城市市长本身作为一名官僚之内在晋升冲动的解释逻辑。

西晋职官升迁与资位秩序

西晋职官升迁制度存在进阶与增位两种形式,构成以官资等级为基础的仕进秩序。官僚仕进主要依循由内官重要职位为中心构成的官资等级,这一等级细密而复杂,与九品官品有所区别。西晋官僚制呈现出官资与官位合一的特点,使官位超越了职位意义,形成仕进制度的资位秩序。职官升迁由于内官资位的主导地位,使吏部铨选内外失衡,促成甲午制的出台,由此造成外官附从内官资位秩序格局的进一步深化。官资与官位不断融合的演变过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度以资位秩序为中心的主流发展方向。

略论里耶秦简中令史的职掌与升迁

"里耶秦简"揭示出秦代地方"令史"具有"校雠、解释文书"、"监督官府买卖"、"监督物品的出贷和授予"、"巡守‘庙’及堤坝"、"举报官吏的不当和违法行为"、"户籍管理与人口的入籍"等职责,这是前人未曾注意的。此外,"里耶秦简"还记载了秦代地方"令史"的升迁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边腐边升”现象的犯罪学思考

"边腐边升"现象,是指干部在选拔前或选拔过程中,存在腐败犯罪行为,但没有被发现或查证属实,最终得以继续提拔任用的现象。"边腐边升"的主因是:腐败犯罪发现难、查处难,犯罪黑数高;官员选拔任用标准异化,选人、用人机制不科学,责任追究不到位。科学治理和杜绝"边腐边升"现象的基本路径是:切实解决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提高腐败犯罪的成本;严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改革选人、用人机制,明确责任追究。

中西官员升迁路径比较与超越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实际上存在着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两支不同的队伍，虽然这种严格的“两官分途”曾受到一定冲击，但这种“政治是政治，行政是行政”的西方传统政治体制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随着各地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基本完成，一批60后官员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10年前我们曾热议过50后的上位，10年后我们可能又会看到70后的崛起……伴随着历次换届，“年轻化”似乎已成为我国官场的周期性举措。

一个升迁工具的设计和实现

针对ＶＦＰ中升迁向导的局限性，本文介绍了一个自定义的升迁工具的功能结构、设计方法和实现过程。

试论秦汉郡县长官任免升迁属吏权的变化

受中央与地方、豪族关系影响,秦汉四百年间朝廷不断调整郡县长官任免升迁属吏之权。郡县长官任免升迁属吏权的变化虽是制度史问题,但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政治波动有极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与豪族关系、国家地方政策变化的晴雨表。

秦代基层小吏的升迁模式——读里耶阀阅简札记一则

湖南里耶考古发现的秦代阀阅简,为人生史的个案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案例。釦在阀阅简中拟晋升为司空,但在随后的简牍中,釦并没有担任司空,是作为令史出现,说明对基层官吏进行考核选拔上,存在多个人选的竞争,拟推荐的任职人员,也有被否决的可能。简牍所载壬、唐两位官员的例子表明在秦占领区内,基层官员有一定的升迁路线,即多由乡一级基层吏员转任某方面的县属专业管理机构。同属县廷直属的各曹,也有权重权轻之分,并据此形成升迁过程的隐形阶梯和步骤。

“梅”在唐宋词中地位的升迁

就花间词来看,词在发轫期由于文学传统、人文地理、社会风气等原因,词风以"艳"、"柔"为主要特征,词的植物意象青睐于纤弱的杨柳,而疏于梅。宋代词风重理趣,主风骨,情深志高,兼之梅有耐寒、清高的动人姿态及其意象丰富等原因,使宋词的植物意象在总体上表现为:钟于梅而疏于柳。梅意象在唐宋词中经历了由稀到繁、再到满树梅花的升迁过程。

高级干部升迁模式的重大改变

日前,中组部干部任命"推陈出新",分别从中央选派和地方选调60名司局级干部相互交流任职。此次中组部政策的最大亮点就是改"挂职"为"任职"。这项京官与地方官的对流模式究竟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应当如何客观评价这一举措?我们特邀专家进行了深度评析。

地方换届要强化以科学发展定升迁的用人导向

新一轮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陆续展开。在地方领导班子换届中,要把完善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与匡正用人导向结合起来,加大对干部政绩中科学发展＂含金量＂的考核力度,强化以科学发展定升迁的用人导向。政绩考核结果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考核必须坚持＂四个注重＂：

升迁不确定诱发官员迷信

新闻背景：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首次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反之，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52．4％，超过半数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迷信”。迷信是一种盲目信仰和崇拜，迷信与部分官员的“亲密接触”现象令人担忧。

领导干部家庭背景与官职升迁公信力辨析

时下，“背景官员”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对我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辩证地、理性地、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和认识“背景官员”现象，对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对农村妇女干部职务升迁的影响研究——基于对广东省村“两委”女干部培训学员的抽样调查

为了解社会网络对于农村妇女干部职务升迁的影响效用,以广东省316位村两委女干部为抽样样本,分析了人力资本、先赋因素、初始地位、政治资本、社会网络资源和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各项自变量对女村干现任职务级别的影响,以及这些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与职业提升之间存在着因果效应;社会网络的质比量更具重要意义;教育程度、年龄、党员身份、家庭背景等因素不仅对女村干职职务升迁有着程度不一的影响,也会对女村干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作用。在推进农村妇女参政中,应正视社会网络对提升参政机会和层级的积极作用;同时警惕社会网络对女村干职业发展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矿山企业MIS数据升迁方法的研究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矿山企业ＭＩＳ（信息管理系统）随之升级，但在升级过程中，新旧系统的数据需要进行升迁。对此，探讨了数据升迁的方法和升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针对南芬露天矿实际，进行了数据升迁，应用表明，所研究升迁方法是可行的。

女性职业生涯升迁障碍因素研究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研究是职业生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多数女性在其职业生涯发展中都会遇到升迁障碍。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和个人文化三个层面来分析造成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升迁障碍的因素,认为社会角色分配、组织文化偏颇、女性个人自我定位等,都是造成升迁不利的主要障碍。

由李卫升迁观雍正之用人

李卫作为一名以捐资入仕的汉臣,不仅在短短的几年内由一介微员升至封疆大吏,而且成为深受雍正宠信的股肱之臣。这除了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李卫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也反映出雍正选才用人的特点与风格,即:打破常规、注重人才;忠君为先,皇权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