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楚式束腰平底升鼎试析

本文通过对东周楚地特有的铜、陶束腰平底升鼎进行类型学分析,明确铜升鼎应源于春秋早期曾式升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的扩张遍布楚地;陶升鼎仿铜升鼎,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初,器形随时代发展渐趋简化。在此基础上对其使用等级与人群进行考察,发现楚墓中使用升鼎的上层贵族内部在鼎的数量、材质上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其使用规律和组合搭配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楚国社会等级结构变动与礼制变革。此外,曾、许、蔡等附庸国国君墓仅见使用铜升鼎,且在使用升鼎数量及其墓葬规格上各有不同,其原因与当时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楚国升鼎中的纹样研究

楚国升鼎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礼器,鼎盛时期的楚国升鼎还影响汉东的一些诸侯国铸造出了"楚式升鼎"。文章通过探寻楚国升鼎的源头,分析楚国高级贵族所用的一些典型的实用升鼎中的纹样,理顺楚国升鼎中纹样的发展历程,分析纹样发展的基本规律。

浅论春秋时期楚式升鼎的器型装饰及其文化内涵

升鼎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礼仪和生活器具,一方面"升"有"进献"之意,不仅做煮牲烹食的日常之用,还是盛牲祭祀时的重要礼器;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划分身份等级与权力的象征,具有"分明尊卑,区别上下"的作用。春秋时期,楚国在吸收中原姬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楚人独特的审美与高超的技术,独创"楚式鼎";争霸之路,楚风传播,又影响了一定地域的铸鼎形制。透过楚式升鼎的器型与装饰,可以窥见楚地瑰丽自由、创新包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信仰。

楚国升鼎纹饰的形态及其文化意味

楚国升鼎纹饰经历了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历程。春秋中期至晚·期是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克黄升鼎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青铜升鼎还未摆脱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装饰纹样简单;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是成熟期,以王子午鼎为代表,纹饰繁复细密,层次丰富,呈现出富丽奇诡的楚风特征;战国中晚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期,也是楚国升鼎纹饰的风格转变期,以铸客升鼎为代表,纹饰风格由繁縟转变为简朴。楚文化融合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南方原始文化和祖先崇拜、神话和巫术意识等,这些文化要素在以王子午鼎为代表的楚国升鼎纹饰形态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王子午升鼎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春秋楚墓出土。共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有盖，侈口，方唇外折，立耳外撇，颈内收，束腰，腹微鼓，平底，蹄足。盖面饰蟠虺纹带两周，长方形鼎耳内外均饰浮雕蟠螭纹，鼎口沿上及外亦饰浮雕蟠螭纹，颈部饰双线窃曲纹带一周，鼎腰有半圆形腰箍一道，

克黄升鼎铸造技术考察及其修复补铸

升鼎是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之一。文章通过对克黄升鼎M1:2铸造技术的考察,发现春秋中期楚国匠师在青铜器铸造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铸铆、垫片、低温焊接等铸造技术,并且在出现铸造缺陷后可以采用补铸技术进行补救。为进一步考察先秦青铜器铸造匠师的补铸技艺,作者采用石膏型失蜡补铸法,以低温锡铅合金为补配材料,对M1:2进行了修复补配。

楚系升鼎之徐家岭九号墓M9:11铜升鼎年代考辩

徐家岭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后来因为水库中储水量的减少而被外界发现,经历了一次盗掘。在199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对徐家岭墓葬进行发掘。本文的研究对象M9:11铜升鼎就属于徐家岭的九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淅川县博物馆编《淅川楚国青铜器精粹》中将九号墓中的M9:11铜升鼎的年代划定为春秋晚期,笔者认为这一划定略显宽泛。通过分析M9:11铜升鼎的器型特点,比对标型器,寻找异同,确定该鼎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偏后(略早于公元前605年,不晚于公元前558年)。

克黄升鼎

克黄升鼎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器物通高46厘米,重4.3千克,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和尚岭一号墓。铜鼎造型灵动,口沿上有一对外撇的长方形立耳,束腰平底,腹部微鼓,底部为三只兽蹄形足,周身饰有蟠纹、垂鳞纹、绚索纹等纹饰,鼎内底部铸有“克黄之”四字铭文。

河南上蔡楚国墓出土升鼎

一、历史背景:上蔡故城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蔡国(姬姓,周代重要诸侯国之一)的都城,春秋晚期至战国末年成为楚国的军事重镇。一九九0年前后,此处由于窑厂起土发现了楚墓群.

楚式铜升鼎研究

本文铜升鼎专指楚式束腰平底鼎,基本特征为侈口、立耳、束腰、平底,兽蹄足外接于器底,器身常附加兽形附饰,常自铭“■”“登”“脀”[1],与文献记载的“正鼎”[2]不完全等同。出土信息明确的楚式升鼎,最早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被盗掘的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3]。

石椁画像中“泗河捞鼎图”解析——以任城出土石椁画像为例

山东济宁市任城区出土"泗水捞鼎"石椁画像石,该画像石画面共分三格,左为"车马出行",右为"泗河升鼎",中间为"主人端坐",四周饰以菱形纹。图中刻画了秦始皇在泗河带领人打捞沉入河水中的铜鼎,鼎中一龙咬断绳索,结果鼎又沉入水中,而没有打捞成功,其历史故事的用意,旨在灭秦兴汉。

薛国列鼎 古代贵族的专利品

鼎最早是作为炊食器出现的,陶制而成,用来烹煮食物。青铜鼎出现后,除却煮牲、盛牲之用,还有祭天敬祖、宴享宾客、赏赐功臣、记颂功德、随葬的功能,逐渐成为代表奴隶主贵族身份、重要地位的青铜礼器,商周时期被视为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象征。商代墓葬中发现的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西周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森严的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最早由郭宝均先生提出,是指一组性质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也有人把这种鼎的组合称为“升鼎”制度。

重读《青铜器学步集》

2007年11月,收到李朝远先生寄赠的《青铜器学步集》,阅读这部400多页的论文集,很惊讶他在承担一个中国大博物馆的行政工作时,还能写出这么多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当时很有感触。

上古八大神器

民以食为天,食以器为先。称诞生于上古时期的八大炊具为"上古八大神器",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它们是灶、鼎、鬲、甑、甗、釜、鬶、斝,虽然大半都不认识,却并不妨碍它们烹、煮、蒸、炖,并带着先祖告别茹毛饮血,走向文明。当然,就算集齐了这八大神器,也不会召唤出神龙。不过,倒是能让我们重新正视铁锅、蒸锅、平底锅、不粘锅……

鼎与鼎文化小史

鼎是中国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器物,沿用时间之长,被赋予内涵之丰富,罕有其匹,一度被称为"中国文明的一种象征"。许慎《说文解字》释鼎为"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其对鼎形的定义未必恰当,然于鼎"和五味之宝器也"的功能界定却极具意义,一则指出鼎是作为炊器而存在,二则指出鼎是"宝器",亦即具有礼器功能,甚至于是国之重器。纵观鼎发展的历史,鼎由炊具发展为礼器,进而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最终成为文化符号。

中山王譽铁足铜鼎

中山王骨(cuò)铁足铜鼎出土于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譽墓,是九件套铜升鼎中的首鼎,与同一墓中出土的刻铭铜方壶、好(zǐ)蝥(zī)铜圆壶并称“中山三器”。铜鼎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重60公斤。

问“鼎”中原

从单薄的文献来看,徽宗一朝的仿古举动与王莽差不多,两者时间也差不多,只有二十五年。但徽宗酝酿准备时间很长,它是积百年心力,以真器为对象,经过反复准备研究和考证,才动手的。

历代青铜鼎的鉴识与收藏

鼎是古代青铜核心礼器,其流行期较长,器型错综复杂,名目繁多,给初学者带来较多的困扰。本文拟以考古和文献材料为基础,从青铜鼎的定名、用途与断代的角度谈谈青铜鼎的鉴识问题,并进一步解析青铜鼎的收藏与鉴赏。青铜鼎的定名源于青铜器铭文的自铭,是鼎的象形字。当然青铜器铭文中对鼎的自铭并不止一种,学者们普遍认为各种自铭是对鼎各种专有用途的不同叫法,有的还可能是当地方言不同造成的。青铜鼎的用途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祭祀器、实用器、礼仪器。由甲骨文和金文我们所见商周时期对祭祀活动的极端重视性。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文献材料以及甲骨文、金文等出土资料显示,

汉画像中桥梁图像的象征意义研究

本文对汉画像中桥梁图像的年代、题材和象征内涵等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通过对桥梁图像中描绘的内容进行分析,了解桥梁图像反映出的汉代社会生活、风俗和信仰,认为桥梁图案在汉图像中有三方面的内涵:现实世界中的建筑、历史故事的发生地以及冥界、生境和仙界三个世界中起着连接作用的通道。

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昔大戊遭桑谷生朝之怪,获中宗之号;武丁有雊雉升鼎之异①,身享百年之寿;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而获反风岁熟之报;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②,星为徙三舍。由是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