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工半农是农民家庭的最优选择吗?——对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生计的实证研究

作为当代中国农民家庭主流的经济形态,半工半农历来备受争议,但现有研究对该形态优劣的讨论主要从社会政治功能的视角展开。以经济功能为视角,通过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半工半农家庭的经济绩效,从而得出半工半农经济形态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既无最好的家庭经济效益、又牺牲家庭社会效益的经济形态。

新时期农户“半工半农”二元收入结构的固化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农户现金需求的压力不断上升,农户消费呈现出实物需求、现金需求的二元倾向,农户的二元需求推动农户劳动呈现出"半工半农"的二元结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价格的低迷使农户单纯依靠农业劳动无法满足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农业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实物需求,非农业劳动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现金需求。这样,在劳动与消费二元化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要长期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改善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环境;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

20世纪50-60年代的半工(农)半读制度——以河南省新乡专区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存在大批学生升学和就业难的问题。根据马列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党和政府实施了半工(农)半读制度。其内涵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劳动,亦工亦农,毕业生"社来社去"。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半工(农)半读制度在河南省新乡专区顺利实施,在原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创办了大量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学校进工厂、农村,学生边学习边劳动。这样的教育形式,在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该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仍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半工(农)半读教育的历史回顾

1958年,中央倡导试办半工半读学校后,半工半读教育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上海作为率先响应办学的城市之一,凭借其城市条件,面向城乡学生和工厂企业职工,兴办起各级各类的半工(农)半读学校,服务城市工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绩。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地区半工(农)半读教育发展的阶段特点与办学成效、经验,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下,我国是如何探索新型社会主义教育形式的。

半工半农的城市过客——马路零工调查

农忙时回乡，农闲时进城。早晨天亮就出门，三五成群，站在城市的马路上翘首以盼，干一天活，收一天钱。今天，我们就走近这个您或许有些陌生的群体——马路零工。他们对生活有着怎样的美好期盼，又有哪些绕不过去的无奈呢？

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合理内核与改革实施

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表明,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的构想具有合理性和前瞻性,尤其对今天的教育制度建设和职业教育特色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对其适应性的研究可以从技术理性、实践理性和解放理性三个视域展开。同时,其自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不断改革与创新中逐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半工(农)半读制度,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反“拉力”与“推力”研究——对宽甸满族自治县“入户调查”资料的分析与思考

通过对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入户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从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动力:城市不仅存在吸引农民入城务工的"拉力",也存在将外来务工者推回农村的"推力";而农村不仅存在将剩余劳动力推往城市的"推力",也存在将外出务工者拽回来的"拉力"。正是在正反"拉力"与"推力"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农民选择了"离土不离乡"或"离—返交替"的半农半工模式。因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拉住"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和逐步有序转移。

农村宅基地性质再认识

较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对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影响更大,它带来一般农村宅基地的三重性质:一是农村土地对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二是农村宅基地介于耕地与城市土地之间,容易复垦为耕地,不具有资产属性;三是农村宅基地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能应付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在半工半农的家计模式下,农村宅基地的"季节性闲置"、利用率不高是正常现象。从国家战略和农民福利的角度考察农村宅基地利用问题,而不是从土地要素的角度考察宅基地的资产价值,我们会发现,当前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总体合理,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

论乡村水利的经济基础——以豫南A镇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以农地制度为支撑的乡村水利正面临着经济基础变革带来的困境。"半工半农"成为我国小农经济的普遍现实选择。非农收入的增长使得农户分化为专业型小农、半工半农型小农和务工型小农,其对农田的偏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专业型小农依农田而生,半工半农型小农视农地为生存保障,而务工型小农则多视农田为投资选择之一而进行资产配置,甚至产生大规模抛荒农田的现象。小农农地偏好的变化正在加速复杂化农地的合约结构,增加水利公共品供给的治理成本,并在乡村治权弱化和小农村社体制瓦解的背景下,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困境。强化乡村治权,重建基层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

农民城镇化行为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

农民进城务工是一种兼具"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行为。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必须站在农民主位的视角,从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来思考农民进城务工的行为。农民的外出务工行为是小农家庭利用城乡二元结构合理安排家庭内部劳动力的一种策略,通过半工半农的兼业行为实现小农家庭的社会价值,即体面的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好的完成"娶妻生子"和"子嗣绵延"的人生任务。当农民无法在城市中稳定就业和立足时,农民选择"进城打工、在村生活",既可以在村庄中过上低成本而有质量的生活,又可以避免陷入"城市贫民窟"的悲惨境地。

冷通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1928年春,冷通代表地方人士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暨江苏省农矿厅合作,仿效昆山徐公桥的办法,在镇江成立了“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领导农村建设运动,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试验区以黄墟集镇为中心,就近划入黄墟、大泻等38个自然村,东西宽约7.1公里,南北长约7.4公里,总面积53平方公里,有耕地11208.7亩,荒地936.1亩,村民1329户,5774人(其中男性2900人),其中从事农业者42%,半工半农者26%,半商半农者30%,其余为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属性与社会身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审视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如何处理好农民工问题及进一步发挥好农民工的作用,从根本上看,就需要对农民工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进行科学的界定,并让其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朝着合理的方向转化。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基于农民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对农民工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加以界定,认为我国农民工在阶级属性上属于半无产者,在社会身份则为半工半农,而后者是由前者所决定的。然后,文章利用2015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对自身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的认同,并检验了上述理论观点。最后,文章将我国农民工未来发展趋势归纳为四种可能性,并指出我国农民工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半工半农的身份和地位。因此,要妥善地处理好农民工问题,需要在政策设计上使农民摆脱现有的尴尬处境,朝着符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转化。

市场经济体制下校企合作机制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校企合作的经验、建国初我国“半工（农）半读”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为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展校企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当前校企合作深入开展的瓶颈在于国家政策、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方面。构建高效协调的校企合作机制,必须明确各参与对象的地位与作用,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与运行机制,同时协调好参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工人"、"农民"和"劳动法律"话语其实已经导致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层误解。本文论证了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城市基因论

回头看,改革开放40年分两段,前20年家庭工贸一体化。早期体制信息差,地际边缘,民生艰困,生存大过理想,从农主工辅,到半工半农,再到脱农事工或从商,一代人手中完成离土离乡,洗脚上田。后20年,家庭储蓄资本化。“全球化”与“城市化”两波赚钱大潮掩护下,参与前者一级半市场融资,直接在后者二级市场刷洗筹码,盆钵皆满。不论是前20年的订单中心,还是后20年配资中心,重要的时间关口其实都给了机会让温州转型为地缘经济中心的总部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然而,至今身不能至,表面是火候未到,终究还是基因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