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半工半耕”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

就近城镇化作为如今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和现实选择,使21世纪以来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文章以湖南省常德市为例,采用入户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农民工回流实现就近城镇化对原有的“半工半耕”家庭分工模式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就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以放弃老人农业为特征的“半耕”弱化,以及返乡就业压力和风险下的“半工”非正规化。农户家庭在参与城镇化的行为决策中,正从以经济收益为考量的方式转向以后代教育为导向的家庭分工新方式。就近城镇化正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但新“半工半耕”模式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复杂和不确定的。该模式的健康引导,对于探索本土化的内发型发展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乡村社会“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及其解释——基于华北乡村案例的观察

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在进城务工方面,乡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自主性增强,乡村社会发展出结构化的兼业化“老人农业”。“半工半耕”结构中的“半工”与“半耕”,不仅相对独立,也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持续优化了家庭劳动力在城乡经济形态中的配置,推动了“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为了家庭发展而长期存在的伦理动力支撑着农民在城乡往返中释放出坚韧的能动性。在宏观经济形势的推动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护作用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小农户经营实现了有机融合,为乡村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后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半工半耕:一个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与兼业概念相比较

半工半耕是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其概念形成有一定的理论渊源,作为描述和解释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的概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半工半耕是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交叉的概念,这一概念源于对"谁是农民"问题的追问,在具体语境下又源于农户兼业经营的社会学分析,是具有厚重经验基础的理论概念。半工半耕揭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和趋势,在重要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上均能够形成独特的理论判断,这是兼业概念不能完成的。从目前研究的趋势看,半工半耕有望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基本概念,为认识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农民阶层和农户生计等问题提供基本框架,有助于推动解决"三农"问题。

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半工半耕”及其功能

从家庭结构视角看"半工半耕"可以发现,农户选择"半工半耕"的生计方式,既是受到经济形势、城乡二元体制、社会流动等国家宏观结构和制度的影响,更是基于既定家庭结构下的理性选择;且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半工半耕"的生计结构因实现了家庭结构再生产而得以长期存在,是嵌入当下农村家庭结构的一种家庭生计方式。

制度、家庭策略与半工半耕型家庭生计策略的形成——兼论农民工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

基于对农民工家庭的实证调查,从制度和家庭策略两个视角分析半工半耕型家庭生计策略的形成。研究发现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策略。研究指出半工半耕既是农民工家庭的生计策略,同时也是农民工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策略。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半工半耕”的微观机制

当前"半工半耕"成为农民最普遍的家庭经济模式。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构关系,探讨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微观机制。在家本位的伦理价值影响下,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目标是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农民调整家庭结构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济行为反过来型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结构——新"三代家庭",其具有名实分离的特征。

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对村庄的影响研究——基于关中陈文村的调查

在对关中陈文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与分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对于村庄的影响,尝试解释两个问题:一是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形成及其意义;二是该种模式对于村庄的生活范围与关系模式、生活面向与生活预期、代际责任与伦理三个方面的影响。最后指出陈文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当前国家农村政策的启示意义,即国家在致力于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小农家庭生产的扶持与条件的改善。

转型期农民的阶层分析——以半工半耕概念为中心

农民高度分化背景下,理解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面貌是一项基础工作,"半工半耕"是一个核心概念,可从历史形成、内部结构及制度基础三个维度进行阐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期,农民普遍形成半工半耕的收入结构。在农民家庭仍然保持伦理经济的基础上,半工半耕的社会基础是农民家庭代际分工。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基础秩序,为半工半耕稳定再生产提供制度基础。半工半耕概括了转型期农民的阶层处境及行动方式,是具有潜力的学术概念。

社区资本视角下“半工半耕”型村庄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路径——基于河南L村的个案研究

“半工半耕”型村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乡村类型,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通过对河南L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当前该类村庄的乡村振兴面临“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仍在延续、人口与住宅空心化、乡村基础建设不足、村庄小学日趋衰落、村庄治理无效和公共生活匮乏等问题。这主要源于各类社区资本匮乏,致使村庄从内部层面来看缺乏乡村振兴的物质条件、社会文化基础和主体力量;从外部层面来看则缺乏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城镇的辐射。未来,走出乡村振兴的困境应该从发展市域经济、增加村庄投入、开发人力资本、培育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多渠道寻求金融资本与建设资本入手。“社区资本”概念集村庄各类资本于一体,联接了村庄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和多元主体力量,体现了一种整体观的思想,可为乡村振兴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提供一种思路。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县域城市化中新生代农民的家计升级与家庭分化—— 基于农民家庭的新“半工半耕”结构

随着新生代农民成家立业,主导家庭前进方向,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实现县域城市化或正在实现县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家庭家计模式和家庭生活安排也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变革后的农民家计和生活虽仍可以用“半工半耕”来概括,但是与老一代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已经有了很大差别,集中表现为普遍在县城务工的离土不离乡、以县城为家庭再生产场所的性别分工、“工”的程度更高“耕”成为工业化了的农业或隐性保障、多重家庭目标综合收益最大化。同时新生代农民家庭内部的“半工半耕”结构因家庭成员在收入能力、教养能力和价值选择上的分化更明显而相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有更大差异,最终表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城市化状态和阶层流动可能性的分化。在新生代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结构中县乡一体化已经基本形成。

半工半耕:农民家计模式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状况及治理

黔西南州的经验调研发现,连片特困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与其家庭生计模式有密切关系。不同于可持续生计和生计资本的分析框架,立足于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和农户的微观视角,从农户家计模式的视角,利用"半工半耕"的本土概念和分析框架对贫困户的贫困发生机制和状况进行分析。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糊口农业和不充分的非农就业构成了半工半耕的双弱结构,造成了农户的经济贫困和结构性贫困,这是当地农户普遍贫困的深层原因。因此应当从改善贫困农户的家庭生计模式和生计结构着手,探索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群体的贫困治理措施。

乡风文明视角下“半工半耕”农户的家庭美德培育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家庭美德培育则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已由传统的家户制逐渐转变为“半工半耕”农户结构,并成为新的稳定的农村道德建设基本单位,其美德培育对于促进新时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传承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看,目前“半工半耕”农户较为普遍地存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淡化、个人道德诉求功利化以及家庭德育功能弱化、家庭美德培育氛围不足等问题。亟需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重构现代乡土伦理秩序、强化优良家教家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等,以消解乡村社会出现的各种道德失范问题,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生计模式、婚姻市场与家庭发展压力——基于“半工半耕”与“半工半租”的比较分析

诸多研究认为,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紧张和公平正义原则缺失,诱发农村养老困境,代际关系陷入伦理性危机。但这些观点普遍以东北、华北和西北农村调研经验为基础,对南方发达地区农村经验关照不够。文章在比较分析关中和珠三角农民家庭生活逻辑基础上,尝试从生计模式、婚姻市场和家庭发展压力角度透视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发现:关中地区"半工半耕"型生计模式中,农民家庭财富积累能力弱,子代结婚成本高,家庭发展压力大,围绕家庭资源积累和分配,代际关系普遍紧张;珠三角地区"半工半租"型生计模式中,农民家庭财富积累能力强,子代结婚成本低,家庭发展压力小,代际关系相对和谐。在影响农民代际关系的诸多因素中,最核心的是"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二者共同影响着家庭发展压力,从整体上塑造着转型期不同地区农民代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半工半耕”到“半城半乡”:农民城镇化的阶段与策略

在城市融入视角下对普通农业型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城镇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可以分为浅度融入的就业城镇化阶段、加速融入的“半城市化”阶段和深度融入的生活城镇化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农民家庭内部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再生产模式,以适应具体的城镇化目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农民进入生活性进城的市民化阶段,如何实现城市生活的立足与展开对农民家庭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农民以中小城镇为依托,以弹性的家庭结构为基础,选择“以劳动力数量分工为基础的半城半乡”家庭生计策略,以期实现家庭生产生活的整体性进城。无论是“半工半耕”还是“半城半乡”的城镇化策略,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护型城乡结构都为农民进退有据提供了制度保障,需要继续坚持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的特色优势。

“半工半耕”、差序场与农户的差别化食品消费——“一家两制”调查与农户“个体自保”行为分析

由于农产品价格极低,加之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经营收益十分有限。由此,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进城务工,贴补家用。农业生产的任务落在了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身上,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出于维持农业产量等方面的考虑,农用投入品的使用量进一步上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与农业生产中农用投入品使用量的逐年增加交互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由于不愿消费自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产品,许多农户通过小片自留地种植、庭院种植(养殖)等形式,为自家消费提供质量安全更有保障的产品,此即农户的“一家两制”差别化生产。通过差别化生产、邻里的农产品交换,以及其他替代性消费渠道,农户实现了食品消费的差别化。这种差别化的食品消费,与差序场下农户的三种不同角色(职业、家庭和社区成员)相契合,是农户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一种“个体自保”。

城郊农民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分析——以广西良庆镇A村为例

半工半耕是农民与现代市场经济互动下所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生计模式,也是农民依据家庭土地和劳动力禀赋追求最大化收入和保障生计安全的适应性策略。本研究主要探讨城郊农民半工半耕生计模式的3种具体方式,并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这一家庭分工结构背后的行动策略。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

农村"半工半耕"结构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催生了农村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后者走出了过密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经营的逻辑,是中国农业变迁的重要方向。同时,该结构还型构了"新三代家庭",促发了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催生了农村中坚农民以及型塑了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对农村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该结构不仅内含了收入结构和生计模式的农村经济结构,它还是农村政治结构、村庄结构和家庭结构。农村"半工半耕"结构的提出和提炼,远超出了描述性概念的层次,由其作为主导变量及其衍生变量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能够在农村诸多重要经济和政治社会现象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建构解释链条。因此,它有望被建构成迈向分析性的中层概念。

“半城市化”再认识:发展型小农家庭“代际联合式”城市化

“半城市化”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大量农业剩余人口在生计上挣脱了农业与农村却未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国家因而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旨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大量学者将半城市化视为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主张从制度改革、政策制定和空间策略等方面改革来促进其完全城市化。事实上,半城市化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过渡状态,是一种基于“半工半耕”生计模式的“代际联合式”城市化模式,发展型小农家庭通过“半工”和“半耕”代际主体联合来逐渐推进家庭城市化。厘清上述农业转移人口半城市化背后的行为逻辑后,剖析各代际主体的主要特征再分别作出针对性回应,以助推半城市化人口及其背后的小农家庭完全城市化。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与城乡体制持续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和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在获得自由进城就业和居住权利的同时,继续在农村享有获得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身份。农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嵌入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这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的一般方式。在这种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通过代际接力方式快速城市化,农村社会也保持了有序分化和稳定,避免了发展中大国普遍出现的"贫民窟"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社会动荡,形成独具中国特色和优势的渐进城镇化。从比较的角度,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具有把握自己命运的"阶层主体性",是现代化的受益者而非"牺牲品",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