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沦陷区日、汪关系的实态——以汪伪组府为中心的考察

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一直着意争取建立一个相对“自主”、“统一”的政权。为此,它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但日本本于国内矛盾和自身利益的掣肘,在扶植汪伪组府的同时,又处处与其为难,使汪伪的“努力”效果不彰。

“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就虚幻的合法性在被动的"七七"纪念活动中更遭遇困局。华东沦陷区的"七七"纪念活动,可以视为偏离近代纪念日常规路径的特殊现象,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产生了逆向的扭曲效果。

抗战初期华东沦陷区伪组织大民会考论

大民会是抗战初期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下最大的伪组织,与华北新民会遥遥相对,其成立与解散之经过均完全受控于日伪当局。在其存续的两年半期间,大民会试图在苏、浙、皖三省广设支部,遍征会员,但由于伪维新政府统治力有限和经费短缺,并未如愿。为标榜中日亲善,大民会积极开展奴化宣传和民政事业,但这除了使大民会奴化、拉拢的动机昭然若揭外,改变不了沦陷区民众的普遍困境,更改变不了其汉奸组织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