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华北国统区的粮食问题与城市危局——以天津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华北国统区城市的粮食问题凸显出的城市危局,与内战环境和国民政府粮食政策密切相关。在战争环境下,天津等城市相继丧失经济腹地及周边地区、东北、江南的大部分粮源,造成外部供给不足。天津市政府沟通粮源的过程,体现了战后华北国统区的粮政管理主体渔散,即市内粮政归属社会局管理,但又要受粮食部及其派出的粮政特派员办公处、田粮处以及地方军事部门的管制。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因通货膨胀造成市场调控机制失灵,粮食流通颇受阻滞,因此升斗小民基本难以从正常渠道获取日食之需,生活困顿,人心浮动,学潮、工潮迭起,造成民心危局。天津粮食问题与城市危局的形成也与国民政府的“偏枯”行为息息相关。在此情势下,天津等华北城市实际成为国民政府政策上的“遗孤”,游离于以宁沪地区为中心的战后重建体系之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