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养与本色之深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华北基督教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基督教差会被迫减少对华传教事业经费,裁减传教士人数,对华北基督教产生重要影响.华北教会为此提倡受托主义,鼓励教徒捐献,并减少职员薪金;同时,教会为减轻经济负担,还组织各种义工训练班,注意培养义务工作人员为教会服务;教会学校与医院在差会经费减少的形势下,通过裁员减支、增收学费与住院费及向政府、社会力量请求援助等多种形式维持运营.此次经济危机有利于增强中国教会及教会机构的自养,破除教徒的依赖心理,推动了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进程,但不能从根本上使其摆脱对西方经费的依赖.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以华北基督教工业改进社为对象

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关心并不仅仅限于城市的现代工业,农村工业也很受重视。二十世纪初叶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后,对农村工业的改造成为了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各地纷纷开办学校成立机构来促进这项事业。华北基督教工业改进社即是一个典型,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很特别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改良以及近代工业在农村的传播与发展。

宗教与政治之间：从华北基督教看1927-1937年的政教关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基督教运动趋于停止，基督教与政府关系日趋缓和。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在政府立案，并且限制宗教教育开展，导致教会学校不断交涉，但最终大部分华北的教会学校都选择了立案。同时。国民政府加强对基督教传教士及教会团体的管理，并对教会租地纠纷进行了处理，但同时保护传教士的安全。各地政府官员对于华北的教会学校、医院的建设也给予了支持，而华北的传教士也积极参加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支持政府的各项建设。纵观1927-1937年间的华北政教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基督教既有制约又有依靠，这为教会发展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但其仍被视为洋教，未能取得政府及民众的根本认同，而政府也因其涉外性质，不能将基督教完全纳入管理体系。

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再研究

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后被迫屈从于日伪统治,同时教团内部分中国基督徒领袖也公开反对日伪控制,并在组织上坚持一定的独立性。日伪当局对拒不加入教团的英美教会和中国本土教会进行严厉打击,试图将华北教会均纳入教团的统一管理,然而也有极少数中国本土教会在日伪的许可下保持了独立。原有的英美教会组织架构在教团成立后仍然得以保存,并在教团"中央—地方"统一的垂直管理体制下发挥其作用。随着日伪统治和教团发展的需要,教团逐渐向日本教团统合的模式发展,日伪对教团的控制日益加强。

华北教会基督化家庭运动论析（1930-1937）

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动了“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基督化家庭运动也是其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当时华北各教会纷纷成立基督化家庭运动委员会开展此运动，每年都组织基督化家庭运动周，并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训；引导家庭中非教徒归主，推行家庭礼拜，营造家庭中的基督化气氛；通过家庭会或父母会的形式，加强对各家庭父母的教育，将基督福音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基督化家庭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家庭布道运动的复兴，部分家庭得以归主，但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抵触下，基督化家庭的目的并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