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姓聚居与联姻关系——华北村落的另一种形态

美籍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使用了一个广义的宗族概念: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于同一村庄。这显然忽略了华北村落还有多姓聚居的可能。事实上,通过对山东南部的村落的研究表明,姓氏之间的联姻在村落的形成上发挥了主要作用,村落目前的结构形态是多姓聚居而非多族聚居。

从交流到认同——华北村落庙会的文化社会学考察

华北乡村定期在各处村落或集镇举行的庙会活动,是个体之间以及人神之间相互交流机制中的一种。本文专门在属于这个区域的地方考察了由这种社会意义的个体交流逐渐转变为集体性的文化认同以及这期间相互激荡的过程和影响要素。其中包括作为借人神上下交流而有的村落之间进行象征性交换的"香油钱"这一媒介;还有摄影师和剃头匠之间所显露出来的事实与呈现之间的文化翻译过程,这种翻译过程借助了一些核心的影响要件,包括真和假的信仰、民众对公民的界定、对龙牌的不同表白以及灵验的观念。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这样的交流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以及地方性的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交流的界定,而它的含义也一定是在民间信仰这一概念之上的。

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沙井村:1940-1949

20世纪40年代的八九年间,华北农村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贫困、动乱与不安,往年被村民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习惯受到严重的冲击,进入到20世纪以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村落共同体也走向崩溃的边缘。1940-1949年间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崩坏状态值得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与社会结构变动给予确切的历史定位,有助于理解处于变革前夜的旧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时代性格。

民国时期乡村精英与权力结构——华北村落特质的一个侧面

清末至民国初期,在乡村民间组织的基础上产生了村政权即村公会,作为村落内生的自治机构,它成功地适应了民国时期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与此相应,传统村落的精英群体即有产者也经受住了时代的变迁,仍保持对村政的支配局面。由于权力斗争的关系,精英群体的内部产生分化,失败者往往以负面的形象被逐出村政权,形成所谓的"营利型经纪",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弱化村落精英的集体领导制,村落的精英政治仍然延续了下来。正确认识华北村落领袖的集团性和权力结构的连续性,有助于厘清华北村落的近代化、村落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少认识误区。

否定的逻辑——华北村落庙会中平权与等级的社会认知基础

此文首先提出"否定的逻辑"这一概念,借此说明在华北庙会节庆上经常会观察到的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一些现象。庙会是仪式生活的阶段,但作者发现,在此阶段中所体现的等级建构实际上恰恰隐含一种对于这种建构本身的否定。依据对华北庙会的考察,特纳在非洲所发展出来的仪式过程的模型应该修改为:对等级的否定的心智倾向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但在庙会仪式生活中,这种等级似乎又得到重新建构,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否定,其通过欢快的表演而得以实现。最后,一种新的平等状态会通过这种内隐的消去等级结构的去结构化的倾向而获得,而这种等级结构状态在仪式过程的中间状态之初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在仪式过程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状态,其又很快转化为图形而从背景中突显出来。

互惠、公正与法制现代性——一个华北村落的纠纷解决

本文通过对一个华北村落纠纷解决问题的人类学考察来说明F面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乡民公正观念基础的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在受到个人的冒犯之后,个人以及国家的法律,在恢复原初的互惠关系上是如何运作的。

仪式性的消减与事件性的加强——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生长的理性化

本文根据作者在华北所进行的个案研究 ,以特定家族———恽家在 194 9年以后围绕吃户和搬迁为核心的自我呈现为研究的切入点 ,勾画出中国北方村落家族演变的特质。研究表明 ,仪式性的消减与事件性的加强在结构层面表征了家族从正式组织到非正式组织的形变 ,在功能层面表征了家族从满足超验的需要为基本目标向满足功利的需要为主要目标的转变。它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北方村落家族的理性生长。家族的理性生长不仅表现在价值理性层面 ,也表现在工具理性的层面。借助突发性生活事件所展开的策略性行动就是工具理性的突出表现。

汉族的家族与村落:人类学的对话与思考

汉族的家族与村落：人类学的对话与思考麻国庆李亦园教授在北京大学纪念潘光旦先生的学术演讲中，对中国人类学的南北两派及其互易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南北两派正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典型特点。①如果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而言，在笔者看来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趋向，一是以日本...

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

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

制度、文化与生育行为:农民生育决策的历史变迁--基于华北平原G村的个案观察

作为引导与规范民众生育行为与生育选择的生育文化,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以华北平原G村为研究点,将生育行为放置于传统思想文化浓厚的村落社会,通过个案访谈历时性的展现农民生育决策的变迁。总体来看,在社会急剧转型以及国家制度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农民生育文化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但仍保留较多的传统因素,究其原因,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不容忽视。在此意义上,要谋求村民生育行为与国家发展的耦合,不仅依赖生育政策的制度性设计,更要充分考量政策运行的文化基础。

灵魂漂泊与守望家园:我的人类学之路——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九

人作为一种哺乳动物 ,不管有着怎样的生物性、动物性 ,但毕竟具有文化性、社会性的特征。因此 ,无论有过怎样的心灵漂泊 ,兰林友先生始终守望着他的精神家园。如若剖析人之所以为人 ,人类学便成为他的监护精灵和必修功课。因为无论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有着怎样的争议 。

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

近世以来华北农民在农耕劳动上的互助-结合行为的变化与同时代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密切相关,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则直接关系到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华北农村的农耕互助具有地域特征,通过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及近代的"搭套"、"换工"等农耕结合习惯进行考察和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华北的村落共同体经历了一个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变质的过程。

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

从满铁调查、惯行再调查 ,杜赞奇的华北村落研究以及对华北村落的追踪调查再研究的脉络 ,探索了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满铁材料与民族志现在时田野素材糅合起来 ,的确可以体现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