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

不管是历史时期政治的严重动荡、国家的暂时分裂 ,还是因人口增长对发展成果的部分抵消 ,中国社会总体趋向则是在顽强地向前推进。在其演进的总体过程中表现出阶段和起伏 ,这不同的起伏中间便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化乃至转型。当中国社会进入 16世纪的明代中期时 ,其变化应该说是剧烈的。 2 0世纪 30年代和 5 0年代 ,曾两次开展过广泛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它是和具体社会方面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讨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自16世纪后 ,在中国经济最进步、文化最先进的江南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近些年来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 ,认为中国所谓的萌芽只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结 ,并非历史的实在。不管拥有哪种观点的学者 ,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或者说转型的事实。历史已成为历史 ,任何人无法更移和倒转 ,中国在这关键时期 ,未能实现彻底的转型 (或者说完成这种转型 )而进入近代社会 ,其中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对此问题的回顾、关注和重新研究没有必要 ,而是相反。我们只有立足这些问题的具有建设性的研究 ,才能真正发现我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素 ,才能正确理解其后 30

皖籍实业家周学熙与近代华北社会

周学熙是我国近代华北工业的开创者,主持直隶工艺总局,促进了华北近代工业的崛起;创办周学熙资本集团,奠定了华北近代工业的基干;引导北洋军阀官僚投资近代工业,使天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周学熙对近代华北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

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研究的新成果——评《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

李俊领博士的专著《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是泰山信仰研究领域的一部佳作。该书侧重区域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将文本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近代华北泰山信仰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华北泰山信仰的演进及其境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迁的路径及机制。

庙宇空间下的明清华北灾害信仰和乡村社会整合——以昭泽王信仰为例

灾害信仰向来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泽王是华北浊漳河流域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灾害信仰,由于明清域内灾害的频发,其御灾捍患的形象得到了广泛重视与认可,祠庙沿浊漳河谷迅速向腹地及华北各地分布,走向兴盛。在民众事神的过程中,昭泽王信仰与乡村产生了更为深刻密切的联系,昭泽王成为“社神”,其职能也发生了诸多调适与衍化,被深深嵌入到以村社为载体的组织框架中,起到整合民众、保障民生、塑造民风的作用,有效维系了乡村生活与秩序,最终形成了一条不同于华南宗族社会的北方路径。

颜神镇何以设县:明清华北山区社会的政治选择与地域认同

在以往围绕“山地史视角”展开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地理位置属于国家版图“边缘”的边疆地区,而本文着重关注以华北山区为主的腹心地区的“边缘”社会,重新审视族群性话语的适用性以及明清时期国家形成路径的区域差异。明代至清前期位于山东中部山区的颜神镇属于帝国腹心地区的“边缘”,它最终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为博山县,这一过程横跨明清两代200余年。颜神镇的个案说明,腹心地区“边缘”社会的国家化进程不仅是山区人文化身份改变以及新的地域认同形成的结果,也是他们在国家体系下主动的制度创造和政治选择。

华北乡土语境中的梅花拳叙事分析

长期流传于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区的梅花拳,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相当开放性的武功体系,它不仅是指一种有别于官方体制的民间组织形式,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包括宇宙观、人生理想、社会伦理、处世原则等在内的文化模式,并在长期传承过程中呈现出层累的叙事景观。

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地域社会史研究——评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王建革教授的新作——《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最近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运用生态史（又称环境史或生态环境史）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较之以往的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堪称一部生态史与地域史研究相结合的佳作，

三十年来民国华北乡村社会史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伴随着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成为史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相关成果频频问世。在专题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民国华北乡村社会的婚姻、家庭与习俗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上,学者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这一研究领域朝着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