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英国人应对华南海盗方式的变化

19世纪英国商船纷纷驶入中国海,不可避免地与华南海盗狭路相逢。他们最初遇到了张保仔那样声势浩大的海盗集团的劫掠和勒索,向中英两国政府求助的结果均不理想。鸦片战争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转变。英国人以中国香港作为皇家海军军事基地,迫使中国政府与其联合,对以十五仔为代表的中国海盗进行围剿。后来,他们甚至不惜动用警察部队,对19世纪70年代后小规模的兄弟会海盗组织和伪装乘客劫持客轮的新型海盗加以追捕。直至19世纪末,英国皇家海军才为了保护英国臣民的人身安全,不再关注华南海盗。19世纪英国人应对华南海盗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印证了其在中国殖民势力的扩张。

嘉庆华南海盗活动时期“私通接济”问题的治理

嘉庆年间,官方意识到“私通接济”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将“私通接济”问题的治理作为平息华南海盗活动的首要之务。为了断绝海盗的接济,广东当局将与海盗勾结的官兵员弁、部分沿海村民、奸商富豪、会匪等四类人群列为“奸民”,对之进行严密监控、缉拿。同时,官方限制或禁止米薪、炮械、火药、军器、船具等违禁物品出海。此外,为了严防海盗由于缺乏补给而登岸劫掠,官方兴办广东沿海团练对海盗展开陆上封锁与打击。嘉庆十五年(1810),两广总督百龄在断绝海盗接济的基础上,迫使海盗向官府投诚,成功平息大规模华南海盗活动。“严断接济”策略是针对“私通接济”问题而实施的,且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这种策略却对清王朝的海疆管理与沿海居民生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近百年清代华南海盗史研究述评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商业地位,华南地区海盗活动层出不穷。尤其是清中叶时期华南沿岸的海盗联盟问题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随着对清中叶华南海盗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史料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时限下延,探讨晚清华南海盗活动的变化及新特点。相关研究视角也更加多元,除了从海盗自身的组织形式和清廷的海防政策入手外,还从中外关系、社会经济、国家治理等角度着手讨论清代华南海盗问题。本文梳理了近百年中外学界关于清代华南海盗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期把握清代华南海盗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官方纪念与历史书写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性仪式,修建纪念性建筑物,刊行纪念性文献和绘制纪念性图像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筑、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意在强化官方权威,为这场颇有争议的海疆危机提供盖棺论定的历史叙事。这样做,既延续了盛清时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传统,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由于亲历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并未被完全抹去,私家对战争的记录和纪念冲击了官方统摄一切的主导地位,使得由各类载体构建起来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和歧异之处。

华南海盗与地方士人的应对策略——以黄蟾桂《立雪山房文集》为探讨中心

为了迅速处理海盗问题,嘉庆十四年(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1748~1816年)厉行封港海禁,断绝水米接济,成为当局筹办海盗过程的关键转折。鉴于前此防剿海盗计划相继落空,百龄发动熟悉地方事务的各级官僚士绅建言献策。当时参与剿抚海盗的筹策者不仅来源多元,应对议案也有近功远效之别。当局的政策选择实际上面对的是相互竞逐的声音和不确定性。收藏于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博物馆的稿本《立雪山房文集》保留了作者黄蟾桂上呈当局的治盗方略,再现了一个地方士人身处特定历史场景对时局的立场、心迹及其考量点,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揭示出以往治此专题者鲜有注意发覆的政治决策过程。

“十五仔的旗帜”:道光年间中英合作打击海盗行动及其历史遗物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有一面据说属于19世纪中横行中国南海西部海域的海盗“十五仔”的旗帜。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私人日志、时人出版的书籍、报章报道等材料,比照中文档案及志书资料,尽管仍无法证明这面旗帜是否属于“十五仔”,甚至“十五仔”是否真有其人,但这面19世纪入藏博物馆的物品,以及当时所生产的许多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英打击中国海盗的种种叙述,本身便包含许多历史信息,值得探究。

“平海纪事”:新见嘉庆十五年《平海投赠集》的史料价值

新见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年)孙曾美辑《平海投赠集》,是剿抚粤洋海寇战事告竣之后两广总督百龄(1748~1816年)的亲信、幕僚和交游圈揄扬其平海事功的诗文汇编。由《平海投赠集》的流布和诗文内容引出了当时人如何通过各种形式记录和纪念嘉庆年间粤洋海盗问题的平息,虽曰当事人记当时事未必全真,却可引导研究者从事件本身转向关注事件的记录、纪念和再现。这些记录和纪念的共同点,或出于事主本人的夫子自道,或出于官场文坛抬升权威人物身份地位的需要,在史事选择和记录中实际上经历了选精集萃的过程。职是之故,《平海投赠集》于研治清代乾嘉华南海盗问题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