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银险一体化”与华商保险业

近代中国“银险一体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银行直接投资保险业;二是银行代理保险公司业务。银行业之所以热衷于对民族寿险业的投资,除了爱国情愫的促使外,还有三大原因: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华商保险业需要外来资本的注入;二是银行业的剩余资金需要寻找出路;三是保险业的丰厚利润成为银行投资的决定因素。“银险一体化”是近代华商保险业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组织新形式,它在华商保险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得益于银行的积极投资,华商保险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二是借助银行的助力,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节约了成本,扩大了市场;三是银行投资并代理保险业,增强了与外商竞争的实力。

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述论(1933—1937)——兼评抗战之前的上海华商再保险业

为解决长期困扰自身发展的再保险问题,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于1920年代末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各类联合保险组织纷纷出现。1933年,在政府与华商业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加之华商保险业缺乏互信、无序竞争的市场氛围根深蒂固,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不但未能得到有效扶持,反而经营困境不断,最终在抗战爆发前夕被太平保险公司收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的早期命运,亦成为抗战之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实况的缩影。

华商"保险行"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一个健全的保险市场离不开保险中介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作为保险中介人的华商"保险行"在外资保险公司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先于民族保险公司兴起。华商"保险行"在与"洋商分利"的同时,对国人保险意识的提高和民族保险公司的创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以前重庆的保险业研究

1891年重庆开埠,保险业随之进入。1933年之前的重庆保险业大多为外商保险公司所操纵。"川政统一"之后,重庆华商保险业遂逐渐振兴,保险业市场的格局略有变化,华商保险业在市场占据分额上逐渐高于外商。

太平保险公司初期发展研究

太平保险公司是由金城银行首创,后数家银行入股,共同经营的一家近代著名的大保险公司。在金城与其他银行的共同经营下,几年之内即发展成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保险公司,给经办行带来利润的同时,也为中国早期保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银行与保险一体经营,相互扶持,互壮声势,互促发展的混业经营模式,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近代中国保险业百余年历史特征的考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近代中国保险业呈现出地位的从属性、内部结构的失衡性和发展历程的曲折性三种非正常的特征。近代中国保险业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产物,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保险业控制和垄断近代中国保险市场长达一百四十多年,造成近代中国保费大量流失。中国保险业被置于西方保险业的从属地位,这是近代中国保险业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受此影响,近代中国保险市场的主体结构、保险供给、中介市场和监管体系呈现出畸形状态,内部结构的失衡性系近代中国保险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保险业也曾力图摆脱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扭转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地位。然而,近代中国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长期处于多方博弈的不稳定的环境中,致使华商保险业错失三次发展机遇,终未从根本上摆脱结构性发展困境,其发展历程的曲折性是近代中国保险业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朱葆三的实业活动

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人士.他一生中介入的沪上社会、经济活动极多,不仅投资创办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保险(华安保险公司等)、航运(宁绍轮船公司等)、工业(上海华商水泥公司等)、商业(慎裕五金号等),并参与诸多公益、教育事业,还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等职.本文试从工商、金融、航运三个方面,全面、详尽地考察朱葆三的各项实业活动.

法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保险业:以太平保险公司为个案的分析

我国近代保险业自西方传入,曾长期为外商保险企业所主导.我国近代保险立法,是借鉴西方立法经验与技术的法律移植的成果,也始终面临着本土化的课题.华商保险业的兴起与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决定其在悯恤慈善事业的性质之外,更肩负着与洋办保险事业争利权,为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争取资金、保驾护航的使命.本文以太平保险公司为例,从近代保险法规、保险业同业公会及案例分析的视角,反映华商保险业发展中面临的环境与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