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先秦时期这种意识已经萌芽,夏、商两代的酝酿,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族早期雏形——夏人和商人。而崛起于渭水流域的周人族群,更是将华夏族这种意识加以推广和巩固,形成了周人集团。经过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共同体意识雏形基本形成。同样,生活在渭水流域的秦人,在发展、壮大、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以华夏族自居,并将华夏族共同体意识内化到所建立的秦帝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深远。

华夏文化共同体生成的跨文化考察

华夏最初是一个文化区分的概念,但最终演变成了一个集纳文化的共同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融入了华夏远裔、远方他者和具有姻亲关系的文化群体。在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有些文化完全融入主流文化,有些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中形成新的文化要素,而有些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边界相对分明。无论哪一种身份,都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或者完全融入自我,或者成为内部他者。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华夏文化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同化、濡化、理解与冲突等文化现象,而其最终成为群体文化的大成,是基于华夏文化融合生长能力、屈伸变异和承压修复能力、统治者"宣威布德"的文化理想及刻板印象等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说"中华"与"华夏"实际上是一个从空间而文化的转化概念——在转化中,最终从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中原之国、中心之国向中国文化之国的转化。

中国开放新阶段与华夏体系的构建

我国已从一个世界贸易的小国成长为大国,开放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文章讨论了中国开放新阶段的主要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实现新阶段目标的可能路径。着重讨论了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即华夏共同体,形成北美、欧盟和东亚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并据此建立世界经济新体系的构想。

“天下伦理”的传统意义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概念。天下观反映了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想象,而天下伦理是天下观的题中之义。天下伦理旨在将天下理解为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中超越于家、国之上的终极伦理实体。天下伦理对于传统中国有三点重要意义:推动中国文化的赓续不断;塑造多民族统一的文明格局;培育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气质。具体而言,第一,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能够赓续不断,天下伦理的在场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文明维度之天下是指以礼乐政教为中心,边缘模糊、无远弗届的华夏文明共同体,而对这一同心圆式的文明共同体的代代坚守是古人不言自明的责任。第二,天下伦理是实现华夷一体的关键因素,推动了古代中国多民族统一的文明格局的形成。正因有天下这一夷夏共享的伦理实体,中原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才可能实现精神世界的“在一起”。第三,天下伦理培育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气质。天下是专属于人的天下,与人道关联。而天下伦理合天道与地道于一身,天道示人以自强不息,地道示人以厚德载物。因此,若按推天道地道以明人道的思维方式,人道对应的即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伦理气质。

贸易新常态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自冷战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了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随着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逐年提高,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本文以全球贸易新常态为研究基础,提出应建立与经济、政治结构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站在中国发展的角度提出"一带一路、三足鼎立"的改革开放新战略。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