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清代“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满族入主中原,清代统治者力倡"华夷一家"的新民族观念为清王朝国基稳定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思想保障。从清太宗皇太极到清高宗乾隆,这一观念日渐完善,《大义觉迷录》对此观念进行了集中阐释和理论总结。

论“华夷一家”之民族观应该发扬光大

论“华夷一家”之民族观应该发扬光大王植彬，魏沧波一“夷夏之辨”和华夷一家”“华”和“夷”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远古时期，中华大地生活着民、胡、夷、蛮四大部落集团，他们就是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先祖。那时，华夏族还没有...

“华夷一家”的思想在唐代的践行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盛世，而大统一的观念根深蒂固于这一不朽的格局之中。唐朝统治集团推行了一系列较为开明和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民族政策，使得唐王朝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较为平等的民族观念，“武力”与“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针，讨“叛”抚“服”的汇邻策略。而这些，对于唐朝的繁盛无疑是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得“华夷一家”的思想在唐的沃土下慢慢成长。

清朝西南治边突出“华夷一家”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用“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取代传统“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治边思想,在西南边疆深入经营治理,大力施行国家儒学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强化了国家正统性观念。

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研究述论——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核心概念是“华夷”,以此为基础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实践中,有了“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也还有“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虽然“华夷”具有二元含义,但仅仅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分类,“华夷”仍然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近代,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才有可能从“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向中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转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唐代民族观之“华心”说

唐朝以其开明的民族政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盛世之一。然而之所以能有如此开明的民族政策,则是直接受其民族观所影响和支配的。唐朝时的民族观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加以发展和完善,"华心"说即其代表。

简论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

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清帝逊位诏书》的思想渊源及其历史价值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以“和平统一”的方式结束了君主专制体制。但《清帝逊位诏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清朝《大义觉迷录》所凸显的“华夷一家”理念发展进程中的顶峰,对于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及“中华民族”的形成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肯定清王室舍弃“一姓尊荣”的同时,《清帝逊位诏书》的思想渊源及历史价值,亦是须深思之问题。

雍正皇帝的诗文

对于雍正的诗文,一直没有研究,这不仅是满族文学史的憾事,也是中国文学史的憾事。摒弃种种偏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给雍正诗文以妥恰的评价,自是满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雍正有文集20卷,诗集10卷,收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此外,他还有《硃批谕旨》360卷、《上谕内阁》159卷以及有关旗务的上谕48卷。雍正的文章有敕谕、诏、册文,论、记、序、杂著、题辞、赞、题跋、碑文。

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政策述论

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是指自先秦至清末主体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中所采取的策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一策略表现为以德厚夷、华夷一家、刑德并用、以夏变夷、夷汉一家等具有特质的形式。本文在对这些古代民族文化政策形式梳理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把握这一现象．认为儒家学说的民族观是其理论基础，民族利益的调整是其动力，而对民族文化歧义的认识则是其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原因。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教育政策的多元文化考察，对发展民族教育有着借鉴意义。

《圣谕广训》《大义觉迷录》中体现的满汉文化融合

《圣谕广训》《大义觉迷录》都是雍正时期教化万民的典籍,清王朝对两本典籍进行大规模宣传,想以此达到对人民思想上的统治与行为上的规范,但也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促使满汉两种文明在同一种规章制度中交错相容互为表里。本文就从雍正帝'华夷一家'理论的提出和对儒家文化的学习来探讨满汉两种文化交融的情况。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脱夷”思想的不同取向间接影响了两国近代不同“民族观”。对中国而言,清人官方和学者通过“华夷一家”的构建而消解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辩”,不只完成了国家合法性的建构,更是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的产生,但由于清朝在近代的衰落,使之建构的“华夷一家”思想受到否定与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革命党人的“排满兴汉”取向,从而促使中国近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举步维艰。

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

作者以《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为线索,勾勒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并赢得了汉人的支持,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满汉交融背景下的清代内廷大戏——以《封神天榜》为中心

清王朝在入主中原后,为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全方位接纳汉文化,同时也坚守满洲尚武、骑射的传统,确立了木兰秋狝制度。在乾隆时期,宫廷戏曲演出达到高潮,热河行宫演剧成为木兰秋狝的重要内容,在讲武绥远的大背景下,内廷大戏《封神天榜》等不仅场面宏大,而且多次加入沙场演兵的内容,在情节和人物中加入了少数民族形象,这些细节体现了崇尚武勋和华夷一家的宫廷意识,反映了文化层面的满汉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