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譯語”卷端題名中的“西洋館”

“西洋館譯語”是乾隆十三年敕編“華夷譯語”中五種漢語與歐洲語言的對照字書。卷端題名“西洋館”的來歷至今不清。本文在介紹故宫本和皇史宬本的基礎上,結合中外史料論證了所題“西洋館”與“西洋學館”並無關聯。進而通過挖掘“西洋館譯語”和《西番館譯語》各層面的一致關孫後推斷,卷端題名“西洋館”源自對“西番館”的臨時效仿,以求成書標準的統一。

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

洪武本《华夷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种,由译语和来文两部分组成。《华夷译语》收有鞑靼"来文"12篇,这些来文没有蒙古文原文,只有汉字音译蒙古语、汉文旁译和总译部分。《华夷译语》鞑靼"来文"体例与《蒙古秘史》类似。在蒙古语语法的标记法,音译汉字用法等方面,《华夷译语》鞑靼"来文"与《蒙古秘史》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标记蒙古语最明显的特点有:一是,《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明显按照口语的形式标记蒙古语,因此,汉字用字明显受蒙古语口语的影响。二是,《华夷译语》鞑靼来文中,对蒙古语语法中助词接续法的标记与《蒙古秘史》中的汉字标记法基本相同。对有些助词的标记稍有出入。三是,《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的译音汉字用字,与《蒙古秘史》的译音汉字用字有所差别,《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用字只考虑音译,不涉及义译。而《蒙古秘史》则音译之外,不论名词、动词,有可附以意译者,辄选用音义相同之字。

《华夷译语》与东乡语词汇探讨

东乡语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延续下来的,对它的研究一直以来缺乏文献资料。《华夷译语》可以说是对东乡语进行研究无法避开的文献之一。文章以《华夷译语》词汇即以"音译汉字"的中古蒙古语词汇为主同现代东乡语中的相对应词汇展开全面对照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以及这些词汇在现代东乡语中所发生的变化。

“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系统的多元一体

“西洋馆华夷译语”是乾隆十三年敕谕纂“华夷译语”系列中的五种,记录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德语。截至目前,对于判断这套译语的性质以及诸多特征间的关联尚存难点。本文从语言接触角度入手,通过对音规则、用字体系、切音模式三个层面的考察,挖掘其外汉对音系统中存在的藏汉、梵汉、满汉对音特征,并对相关编写背景和性质进行考证。

《华夷译语》与《训民正音》的启示

《华夷译语》和《训民正音》是世界语言学史上两部非常特殊的著作,前者是我国明朝学习和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及外语的教材,采用当时认为最便捷的方法开展教学与翻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后者是朝鲜人为摆脱汉语而独创的一套语言文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在朝鲜半岛传播开来。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多注重研究其起源及具体内容,鲜有研究对现在的影响与借鉴作用。当今中国正大踏步"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迅速推进,涵盖多个国家、辐射诸多领域、涉及所有语系,这不仅需要我们提供大量的物力财力,还需要我们通晓相关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了解其风土人情,以便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事业建设。因此,我们应借鉴《华夷译语》和《训民正音》的经验,学习其创新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同时要吸取两者的教训,避免走弯路。

“华夷译语”汉字注音法考源

在汉语拼音出现之前,用汉字为民族语和外国语注音时,如何标注“此方无”音节的读音是古今翻译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唐宋时期的经师们往往用“加口旁”、创制“切身字”和加注“二合”等形式为梵文陀罗尼注音,并逐渐形成了梵汉对音规范。梵汉对音法在西夏新译汉文佛经陀罗尼中得以继承,并被巧妙地运用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夏汉对音和西夏文佛经陀罗尼的梵夏对音当中,且用“大字加小字”注音形式代替了加注“二合”的形式。文章梳理了西夏对梵汉对音法的系统继承与创新,认为西夏首次创造性地把梵汉对音法运用于汉语与民族语、民族语与梵语对音中,开启了元明清时期汉语与民族语对音字书的注音体例。明清时期编订的“华夷译语”类字书均延续了唐宋以来定型的梵汉对音法,并吸收了西夏“大字加小字”的拼合注音形式。

清代编纂《华夷译语》

清代,翻译工作随着中外关系和国内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而发展。清初,中央国家机关沿用明代旧制,所设的翻译机构称为四译馆,下设鞑靼、女真、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十馆。顺治十五年,将其中鞑靼、女真二馆,隶属于翰林院。乾隆十三年,会同、四译二馆合并。

明初南京出版的工具书《华夷译语》述略

１《华夷译语》的成因公元１３６８元，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位。朱元璋十分重视对元朝历史的总结，洪武元年，即命大学士宋濂开局纂修《元史》，宋濂组织一班人，在朝天宫附近的天界寺里，夜以继日地编写，结果不到一年的功夫，《元史》编成并刊板印行。同时，为深入研究...

《华夷译语》(汉蒙译语)研究

(一) 我国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之间很早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了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种关系必然反映到语言文字上来。

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的蒙古文特征

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收录汉语及其对译蒙古文词语845条,并用汉字记音蒙古语的语音形式。“鞑靼馆杂字”所用蒙古文为15世纪前半期的蒙古语文,与14世纪汉蒙对译碑文和蒙古文《孝经》之间存在较多相同之处,是典型的“先古典时期蒙古文书面语”形式。“鞑靼馆杂字”的汉字音译是以甲种本汉字记音为基础,并将其简化而成的,而蒙古文多遵循乙种本“简化”的汉字记音,对其研究需要关注甲种本的汉字记音。

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

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均设有联络、接待外国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往来信使的专门机构,明代称作"四夷馆"和"会同馆",清代合并两馆,改称"会同四译馆"。这些机构出于日常翻译参考和培养生员的需要,曾经编写过一批汉语和外国语或中国少数民族语对译的辞典,后世统称"华夷译语"。本文综述了明清时期"华夷译语"的编译及其在国内外的存世和研究情况。

《西番馆译语》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模式的一致关系

《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是乾隆敕谕编纂的两种汉语和民族语、汉语和外语对照的"华夷译语"。学界对两种译语有过一定关注,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二者内部关系尚不明朗。本文从外汉对音的角度出发,结合《川番译语》等"华夷译语",考察了《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注音汉字和注音字组的特征,发现二者在用字、对音层面的一致关系,并总结出两种译语的核心对音模式。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华夷译语"的语言及历史价值。

论四夷馆《华夷译语》音译汉字汉语音系

《华夷译语》中的音译汉字,是窥知明代官话实际发音的宝贵对音资料。本文作者选择了四夷馆系《华夷译语》(乙种本)中除去《西天馆译语》以外的九种《译语》,整理了音译汉字和民族语言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此结果,本文阐述了《译语》音译汉字音系的几个特点,如疑母音值、-m韵尾等,并探讨了各种《译语》对明代官话语音研究的不同价值和其局限性。

洪武本《华夷译语》汉字音系的阳声韵系统——兼论其基础方言

洪武本《华夷译语》是一部严谨的蒙古语-汉语对音文献,既是古代蒙古语的重要资料,也蕴含大量元末明初汉语音系的信息。通过考求其对音规则并结合近代汉语语音的演变,本文较全面地揭示了阳声韵的音值、构成及其特点,构拟了含有22个韵母的阳声韵系统。综合来看,音译汉字反映了以中原音为基础的近代汉语通语音系。

《華夷譯語》丁種本與《額~哷馬尼雅語》之研究

本文以我國最早的漢德詞匯表《額~哷馬尼雅語》爲研究對象,對德國漢學家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於1930年代對這一成書於1748年的雙語詞匯表的發現和研究做了梳理,同時根據德文和中文的史料對此書作者、德籍耶穌會士魏繼晋(Florian Bahr,1706-1771)的生平做了鈎沉。在對以往的研究綜述中,本文作者指出,包括《額~哷馬尼雅語》在内的乾隆年間編撰的此類雙語詞匯表,是《華夷譯語》的一種,被法國和日本的學者稱作"丁種本"。本文分析了《額~哷馬尼雅語》在内容上的特點,認爲這樣的一部書是按照漢語的詞義系統和事物分類而編撰的,屬於清代傳統義類辭書之一種。從本質上來講,《額~哷馬尼雅語》是"漢—外詞匯手册",只不過將外文排在前面而已。其次分析了此書在釋義、翻譯方面的特點,認爲《額~哷馬尼雅語》對20門類的漢語詞匯的釋義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其中既有翻譯,也有注釋、解釋、描述,舉例説明了故意曲解和誤解的例子,也指出了德文釋義方面的一些錯誤。本文還分析了這一詞匯表在形式上的特點,認爲"一詞一釋"的方式限制了編撰者的釋義和翻譯。由於此書編撰於1748年,屬於近代中期的德語,當時德語的正字法還很不完善,書寫的方式跟今天相距甚大,本文也對18世紀的德文詞匯特點予以了歸納。在結論中,本文作者指出了《額~哷馬尼雅語》既未反映出啓蒙運動以來德國的新思潮,更未反映出中德之間的某種互動,《額~哷馬尼雅語》與整個的《華夷譯語》一樣,反映出的是清代"朝貢體系"的觀念。

基于二语习得理论述评《华夷译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华夷译语》的分类、学术价值和影响,并利用语言迁移理论和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讨论了《华夷译语》编纂的一些不足之处。

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藏,属于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的十一种"番书"系列,记录的是松潘地区使用的藏语方言,与原拟题为"松潘译语"(川一)的故宫抄本内容一致。通过与故宫抄本逐一进行对照,文章进一步判定此复抄本较故宫本更接近初编本。

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五种"西洋馆译语"分别为汉语与法、德、葡、意及拉丁语的对译字书。前四种书题中的国名均采用拉丁语而非本土语言,与其他"华夷译语"类字书习惯不同,这是因为"西洋馆译语"的编者系来华的传教士,而拉丁正是当时传教士的通用语言。最后一种《拉氐诺话》中的"拉氐诺"来自Latina的中性形式Latinum。

《咭唎国译语》编纂流程考

《咭唎国译语》为明清时期"华夷译语"的一种,是汉语和早期广东地区"中国皮钦语"的对照辞书。通过分析《咭唎国译语》词条中不对应的语义关系,可以看出祖本《咭唎国译语》的内容和体例先后受到了两套不同的汉藏对照辞书的影响。同时,《咭唎国译语》存在用官话诵读汉语词的"主译"环节,而在具体翻译时则采用了先译音后释义的顺序。这些特征与既有对"华夷译语"的认识不同,可为了解明清时期的语言和社会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