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商事纠纷与晚清商事习惯法嬗变

晚清时期,由于西商东渐,华洋商事纠纷因之迭起,而由此导致的中西方商事习惯法冲突也日益凸显。因为各种原因,在中西方司法机构裁决华洋商事纠纷的过程中,西方的商事习惯法在无形中取得了某种适用的"优越性"。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因之倍受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嬗递。而这一切又在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中国近代商事法律在早期形塑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趋向。

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清末民国华洋商标纠纷及其裁处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商人纷纷来华投资设厂,中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华洋之间商事纠纷大量出现,华洋商标纠纷是其中典型。华商与洋商之间围绕着商标是否侵权以及商标侵权成立时如何赔偿等问题而纠纷不断。华洋商标纠纷可因仿冒商标、假冒商标、销售假货等原因而划分为不同类型。华洋商标纠纷的裁处主体包括官方与民间,前者多用诉讼,后者则多依调解。国家法律和人情事理是华洋商标纠纷裁处的最主要依据。华洋商标纠纷影响深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为今天的涉外商标纠纷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晚清华商“洋化”现象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西商东渐,华商的“洋化”现象开始成为沿海各埠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华商“洋化”主要有两种行为表征,其一是挂洋旗,冒洋行;其二是改洋籍,充洋人。华商“洋化”,或为倚洋势,或为沾洋利,其动机各异,但却对当时的法律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涉外纠纷和诉讼的扩大化。而晚清政府为控制和预防华商改籍所采取的相关策略,又对中国首部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会与商标:功能变迁、行为偏差与价值回归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要求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中做到自律自治。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商会制度与商标制度相伴而生,商会行业协会发挥过公示商标权利、捍卫华商权益、推动规则生成、监督行业自律、反映企业诉求等功能,从其演进可窥见经济社会之变迁,中央集权与社会分权之互动。地方行业协会区域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特征与地理标志商标“地名+品名”相适配,却在注册环节面临代表性不足申请资格受质疑、同地域多家协会争夺注册等问题,在维权环节面临与被诉方地位不对等、索赔数额与销售者主观过错不相称等争议。对此,应规范行业协会商标注册条件,明确行业协会权利行使界限,引导商会行业协会在商标制度运行中达致能动性与谦抑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