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从华西学派的早期学科史看中国人类学之特性

通过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的研究发现,英美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在建立之初就带了不同程度的应用色彩。在回顾这条学术脉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兴起与发展,并以华西学派早期发展史为例,指出学者们将“研究-服务-训练”相结合的实践就是将研究所得的知识转换为建立民族国家和现代生活的实践。基于此提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应用的底色,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特点。

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

本文认为,学派是一门科学中由于学说与师承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中国人类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如"南派"和"北派"。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派别,值得研究。作者论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即以20世纪初到50年代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学派及该学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特点等。

“华西学派”的知识生产特征

自李绍明先生2007年提出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概念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却偏离了对"华西学派"整体研究的方向。应当将"华西学派"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共同体,对其学科构成、理论创新和话语形成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华西学派"的学术价值及对今天人类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华西学派"的知识生产特征看,在当时国家共同体认同、国族建构和边政的外部话语条件下,"华西学派"形成了学科体系完善,以康藏研究为重点,擅长于提出边疆稳定与国家建设的相关理论,贡献了诸如父子连名系谱、血统等级、打冤家等概括族群和区域文化事实的概念,提出了"边疆宗教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根基"等应用人类学话语,通过《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向世界进行传播的一系列知识生产特征。

社会使命与学术研究:人类学华西学派研究传统的影响力——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十九

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研究有注重社会使命,注重实地调查的特点,加之当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处于混融状态,因而学者们的研究领域都很广博,善于提出对策性意见。这一研究传统,经过李绍明先生等学者的传承,在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理论流变探略

从整体上梳理"华西学派"理论流变进程发现,在西方学者主导期,华西学派主要依赖宏观史论的指导做研究,但历史特殊论亦在其中起着微妙的改造作用。1937年之后中国学者逐步掌握研究话语权,他们在多元理论并存的情形中打开新局面,为研究注入历史的"实在性",从而突破历史特殊论缺乏微观与具体文化史的困境。最终,在区域观照与史学方法的共同导向中,中国学者通过对"关系"议题的阐释提炼出以"文化互动"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生成逻辑。它强调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变迁,这是功能学派所忽略的,且历史学派不曾获得民族志依据的一种学说。在此意义上,华西学派完成了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一次有益探索。

李绍明与民族学“苏维埃学派”

中国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是值得研究的主要议题。本文以李绍明先生为个案,梳理和辨析了此学派对于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在社会实践和学术史的意义。结合李绍明先生及其相关时代、地域的具体境况,笔者就学派问题做了初步比较,提出的观点是:从"华西学派"到"苏维埃学派"再到"中国学派",李绍明先生的个人经历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在现代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

论李安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安宅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是华西学派的领军学者。在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有确切的理解与把握,提倡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他采用实地研究、比较研究、应用人类学等方法,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尚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坝上”的人类学:李安宅的区域与边疆文化思想

1950年代以来,李安宅被逐渐定位离开人类学,仿佛他的研究只能是藏学研究。本文通过考察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及康藏研究中的相关论述,揭示李安宅在华西坝期间的主要的人类学思想,包括在异文化中寻求他者,根据区域分工而实现文化的互惠,在历史过程中寻求对区域文化的结构性理解,并由区域文化上升到国家表述。

李绍明先生与近期西南人类学的发展

李绍明教授作为老一代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转型中应时而变,积极参与,在西南人类学学术史的总结与讨论和研究的继续推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四川及西南人类学近期的活跃。惜先生仙逝,不能面命吾等。本文谨对近期李绍明教授在这两方面的学术实践略加梳理,以表纪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