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以协作互动式治理创新城市公共政策的行动逻辑与嵌合机制——基于西安市公安局“三下”工程的调查研究

基于西安市公安局“三下”工程的实地调研,运用协作互动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策略,构建国家、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互动模式,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揭示城市公共政策创新的运行机理。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创新是治理共同体达成集体共识、嵌入双向互动、赋予政策合法性相互衔接的渐进过程,政府“元治理”职能在机制嵌合中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为有效化解传统政策创新模式决策低效、参与挤压、协调失灵、问责失效等消极影响,公安机关需采取确立共同愿景、建立制度规则、构建互动平台、跨界传播扩散等元治理行动,推进市场机制“信任”、社群机制“网络”、行政机制“权威”共同融入公共治理机制之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构建“党建引领、一核多元”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创新模式。

中国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变革:文献综述和理论探索

政府创新及其引发的政策创新不仅是中国新时代改革与开放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且也是公共管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论文围绕政府创新的研究概况、内涵外延、行动层级、行动类型、政策领域和理论建构等议题,对1990—2021年间发表的584篇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中英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并探索其理论意涵。研究发现:(1)研究取向和方法有所偏倾,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2)政府创新定义相对模糊,在行动类型上偏重风险性小的渐进型创新。(3)注重市级创新,不大重视基层创新,也相对忽视省级、国家级和跨国的重大创新。(4)政策领域较为单一,忽视了跨领域的变革力量。(5)理论探索虽有一些成果,但对治理变革的理论缺乏贡献。基于此,论文提出,未来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深化,除了在取向和方法上发展多样性之外,还应引入创新经济学中“创造性破坏”思想和治理理论前沿的协作/互动治理视角,进一步挖掘和归纳中国实践对公共治理变革的意涵,讲好政府创新的中国故事,为国际学界业已出现的“协作性政府创新”理论的拓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共同富裕的社会治理之道——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诸多经济社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创新蓬勃、产业升级和财税公正是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石,社会保护、社会服务和社会流动是共同富裕的社会支柱。这六个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特征在于践行社会治理的理念,实现多方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多种治理机制互补、嵌合、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协作互动以完善行政机制、强化市场机制、激活社群机制,建立运作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各领域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社会治理与医保支付改革:理论分析与国际经验

医保支付改革是全球性医疗保险改革的核心,在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具有战略意义。在社会医疗保险主导的体系中,医保支付改革的实质是行政力量通过行政机制的引领作用,在医保支付者和医疗服务者之间建立公共契约制度,运用市场机制,重构医疗服务供方的激励结构,以期提升效率,遏制供方诱导需求。由于医保支付方式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公共契约制度化依赖于社群机制的运作,包括医学会、医师协会和医院管理协会等在内的医界社会组织为新医保支付方式的选择及其细节游戏规则的制定提供专业性、技术性支撑,对于医保支付改革的成功推进,是不可或缺的。唯有多方利益相关者协作互动,多种治理机制互补嵌合,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元治理者的角色,达成社会治理之境,才能推动医保支付改革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