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治理模式：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发展”

我国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口支援中的政治动员性而非制度化、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支援方和被支援方的既定性都会影响该项工作的持续进行,对口支援必须实现向协作发展的转变。协作治理模式从启动条件、制度设计、领导能力和协作程序四个方面探究协作发展的可能性与路径,对我国突破对口支援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借鉴经验,必须实现对口支援由政治动员向制度激励的转变;实现支援目标、项目既定性向协商对接机制的转变;培养对口支援双方的信任资本;建构协作领导机制,实现协作中的多元参与,推动互信协作局面的实施。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职业足球“侧自律”人工成本治理模式的困境及其破解

行业自律与税收征管是高额人工成本治理的2大工具,不可偏废。然而,聚焦规制实践,在职业足球领域运行着"侧自律"模式,业已陷入心余力绌的困境。通过考察困境演化的阶段及其表征发现,长期困扰中国足协的规避行为,内因是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济民主权与中国足协的社会管理权处于失衡情态,外因在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局囿了行业协会监管能力的发挥空间;在"侧自律"治理模式下,税收征管职能过度限缩,使得中国足协希望借助涉税违法信息公示,搜集所需监管信息的尝试可行性较低,如若移植影视业的"侧征管"模式,又会呈现执法手段正当性不足的缺憾,而且,集中性暴发的涉税违法信息或将引发对于职业足球竞争秩序影响未必可控的风险;中国足协与税务机关各自能力的"局限性"与"互补性",决定了行业自律与税收征管其中任何一方功能的实现都高度依赖于另一方功能的良好发挥。是故,建议中国足协与税务机关构筑以合理人工成本标准一体化为法法衔接中枢的"均衡协作"治理模式,并在程序法治、优化行业规则和税收征纳合作方面尝试制度重塑与创新,如此才是破解困境的因应之道。

从“政府强制”走向“多元协作”:邻比冲突治理的模式转换与路径创新

典型案例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邻比冲突治理中主要采用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单一政府治理主体、政府强制性治理机制和线性治理路径,是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邻比冲突治理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诸多阻滞性因素,决定了我国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必然面临治理绩效不彰的困境。从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走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实现邻比冲突治理模式转换和路径创新,是邻比冲突治理的必然选择。多元协作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在邻比冲突治理中引入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综合运用多元化的协作激励保障机制,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比冲突采取类型化的治理路径,应能克服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诸多不足,促进邻比冲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