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仲裁中的法院协助取证

无论是在诉讼还是仲裁中，如何获取证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是，在仲裁证据的收集上，为保证公正裁决，强化当事人或代理人收集证据的能力或者仲裁庭自行取证均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困境，因而有必要请求法院协助当事人或仲裁庭取证。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趋势与应对

产业生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主体的多层次性及异质性,导致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从而增加发生各类纠纷的可能。基于技术特性与功能定位,产业生态内统一的数字化运营平台能够将该生态运行的全部数据予以记录。由此,获取运营平台之上的电子数据,将成为化解产业生态内、外部纠纷的关键,从而产生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未来趋势。该趋势势必引发基于海量数据电子取证的技术与成本难题,亦会导致涉案企业面临证据偏在与取证不能的窘况。在技术层面,可借鉴美国电子开示语境下的技术辅助审查,实现以可接受成本并在大量数据中获取所需数据的自动筛选。在制度层面,当运营平台作为一方当事人时,证据偏在明显,可申请适用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以获得运营平台控制下的电子数据,或实现与获得该数据等效的诉讼结果。当运营平台为案外人时,则需探索构建运营平台协助电子取证制度。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论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制度——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8条为基础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以后,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逐步走上规范化路径。在两岸协助调查取证的主体方面,形成了"双轨制"。两岸协助调查取证的方式有多种,如取得证言及陈述,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确定关系人所在或确认其身份等。协助调查取证后的证据能力问题,当前两岸也在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具体构建协助调查取证程序时,应从提出、审查、执行和回馈四个方面进行。

网络暴力案件中被害人诉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其发生和传播均与网络密切相关,而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删改、易丢失,加之网络用户的海量性及匿名性,使得被害人维权具有较高的成本。以被害人诉权保障为切入点,明晰网络暴力中各责任主体,厘清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性质,构建新型公诉介入模式,为确保被害人顺利行使诉权并高效打击网络暴力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且具备一定促进作用。

内地与港澳民商事取证安排比较研究:以香港安排为重点

2017年3月1日生效的《香港取证安排》与《澳门取证安排》相比在协商进程、取证协助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同中有异,虽然总体制度设置上更趋保守,但人们仍有理由对其实施及成效抱有相当的期待。未来内地与港澳的民商事司法协助需要继续善用当事人主义渠道,加强后续支撑和评估协调机制建设,并适时探索信息技术的运用,推动协助方式的创新。

网络暴力自诉案件中的证据供给与风险预防

惩治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空间需要多方协力,更需要刑事司法作为其最后的防线。网络暴力犯罪主要涉及侮辱、诽谤,两个罪名均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网络暴力自诉案件存在三重悖论: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与起诉的确定性之间的悖论,国家主动追诉与尊重被害人选择之间的悖论,自诉人取证能力的有限性与证明的严格性之间的悖论。增强对网络暴力被害人的证据供给,有利于在惩治网络暴力和尊重被害人主体地位之间寻求平衡,且符合“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立法定位,并不至于过度侵犯公民的言论表达空间。应当增强内部供给,准确适用公安机关的协助取证制度;拓宽外部供给,强化网络信息服务者的协助义务;完善行刑衔接,畅通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自诉的途径。同时,还应当注意预防证据供给中可能存在的若干风险。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治高速发展的年代,刑事诉讼应当改变“以公诉为中心”的立法理念,加强对刑事自诉的制度构建,更好地发挥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作用。

出具执行证书程序中违约状况认定的困境及其解脱

调查权的缺失是出具执行证书程序中违约状况认定的制度性缺陷。这一缺陷致使公证机构被迫过分强调程序正义及当事人自我责任的价值,也阻碍了强制执行公证实务范围的拓展。为弥补这一缺陷,可以考虑在违约状况的认定程序中引入法院协助取证的机制,以便强化强制执行公证解决纠纷的功能。

两岸刑事案件调查取证协助中的冲突及解决——以两岸证据制度的比较为视角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开启了两岸司法互助的新篇章,其中刑事调查取证的合作是推动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大陆证据制度的完善使得两岸证据制度表现出更多的共通性,为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两岸证据制度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带来了调查取证协助中的诸多冲突。为保障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的顺利进行,除通过借鉴缩小制度差异之外,还应合理选择协助调查取证的准据法并探索协助调查取证类型的多元化。

云时代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模式转型与制度完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其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亦存在引发网络犯罪的风险。与传统犯罪相比,网络犯罪将犯罪场域从物理空间转换至虚拟空间,犯罪场所的虚拟化弱化了国家边界,加剧了跨境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在跨境网络犯罪场域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已成为侦查机关侦破跨境网络犯罪的必然程序。虽然我国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存在“协助取证”和“直接取证”两种模式,但协助取证模式程序烦琐、周期较长,无法满足电子数据取证及时性的需求。在直接取证模式下,虽然其解决了跨境电子数据取证效率问题,但仍面临着国家主权和个人信息权之双重困境。为此,我国应当恪守网络空间主权的基本理念,以数据主权为指引,明确域外电子数据执法管辖权的认定标准,厘清跨境电子数据“直接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并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边界予以界定。

谈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查处的组织体系和外部资源借用

2024年5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1号公布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以下简称“91号令”),并将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91号令第三条第一款的市场监管总局案件指导和组织查处职能、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设区的市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案件管辖以及第二十九条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调查取证和第三十条的专家观察员制度等,为我们探索市场监管部门网络反不正当竞争的组织体系以及外部社会资源借用提供了依据。

检察机关实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

根据新颁布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级检察机关分别承担着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机关、主管机关和办案机关的职能。刑事缺席审判中的文书送达将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需要办案机关想方设法建立一些途径,疏通与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联系。在境外调查取证方面,检察机关应尽可能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派员到被请求国与该国司法机关合作调取证据,派员实地取证的效果将远远优于委托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在协助外国追缴资产时应当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没收程序的作用,根据外国提供的、有关财物属于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申请。在移入式移管被判刑人中,检察机关将负责依据我国法律和外国判决制作刑罚转换申请书,提请人民法院对被移管回国的服刑者作出刑罚转换裁定。

一起移送追刑网络传销案的查办分析

自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实施以来,变相传销、网络传销,不断“演进”变化。本案在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取证,第三方协助取证分析,与公安、检察院沟通等方面的探索,为查办网络传销案件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