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在行为性质上区别于组织卖淫行为,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单独成罪的逻辑前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定是立法上为避免组织卖淫罪刑罚过重而降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处罚力度的具体体现。立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异质性,应合理界分组织卖淫罪从犯行为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是指将多名卖淫女、嫖客整体或者系统促成交易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则属于间接的帮助组织卖淫行为,无法在整体或者系统上直接促成相关交易。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以陈某、张思某组织卖淫罪为例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卖淫类犯罪中非常重要的两大罪名,应从组织、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本两个层面分析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变迁和在当下应该有的界定和范围。或者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将其作为组织卖淫罪之共犯、从犯处置,或者明确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两罪中组织与协助组织行为之界限、范围。

协助组织卖淫罪罪名应取消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最早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1997年刑法典保留这一规定。关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否应当独立成罪一直存在争议,独立说和取消说各抒己见。笔者同意取消说,认为应当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定为组织卖淫罪,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而独立说的观点值得商榷,对独立说的理由予以反驳。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分——从一起组织卖淫案谈起

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具体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但是由于现实中涉淫类案件的犯罪形式复杂多样,加之理论界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解释认识不一,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及容留卖淫罪三罪的范围界定与罪名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围绕组织卖淫罪的基本特征,厘清其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限,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新探

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之间只有相对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组织卖淫情节一般的情况下,应尽量区分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两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属于组织卖淫团伙成员还是属于组织卖淫团伙成员之外的人。在组织卖淫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应尽量模糊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采取以刑释罪的方法,将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起着较大作用的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将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起着相对较小作用的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分

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虽然存在联系,但两罪都是独立罪名,具有不同的犯罪构成,边界清晰,在各自的共同犯罪内部可以区分主、从犯。两罪的区分应从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管理性”入手,即组织者通过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管理卖淫人员和活动,使卖淫人员听从指挥,卖淫活动依照、遵循一定的程序有序进行,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备这一性质,则难以构成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略论

协助组织卖淫罪是从组织卖淫罪中单列出来的犯罪,是为严厉打击卖淫嫖娼服务的,而实践中由于认识不一致导致处理上的巨大差异。随着卖淫嫖娼活动日益猖獗,认真梳理此罪,形成共识,有利于在案件处理上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怪异切分

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名之间存在着极为怪异的特殊关系。应将其置入刑法分则的体系之内,分别从共同犯罪的形态和主从犯角度,通过与其他个罪的比较,来逐一揭示两罪的特殊关系。本文更深的用意,实际上是以两罪作为样本,来探讨刑法规范与刑法理论的和谐融合,以及司法解释应守的本分,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重要问题

协助组织卖淫罪虽然是独立的犯罪,且不排除帮助犯的正犯化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离开组织卖淫罪而独立地认定本罪。不管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法条性质如何,都需要区分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方面,不能全面肯定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否则会导致量刑的不均衡,也会给司法实践徒增麻烦。另一方面,对于组织卖淫罪的教唆犯,即使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也只能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且按从犯处罚。除教唆犯外,对于在组织卖淫案件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情形,均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而不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存在主犯(包括正犯与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及胁从犯之分;组织卖淫者同时实施了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应按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既不能实行数罪并罚,也不能认定为牵连犯。

组织卖淫共同犯罪刑法适用争议问题探究——以徐某甲等14人组织卖淫案为例

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事实上属于共同犯罪,因而在刑法适用时需立足于组织卖淫共同犯罪这一事实前提。共犯分工是认定共犯作用的事实根据,共犯作用是认定共犯地位的事实根据。同时,共犯分工是区分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客观标准。但是,对于卖淫场所中受雇从事管理事务人员,宜采取“共犯分工为主、共犯作用为辅”的综合认定标准。卖淫场所投资者成立组织犯的根据在于其投资行为对组织卖淫活动起到了发起作用。一人同时有组织卖淫帮助行为和正犯行为的,按吸收犯原则处理。

组织、协助组织卖淫罪相关问题实证研究

数据表明,司法实践对于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认定与处理依然存在着适用法律不统一、量刑不均衡等问题。认定组织卖淫罪中的控制或管理作用可从人身及财产两方面予以把握,组织之对象应限于卖淫人员,而非卖淫活动。以此为标准,可准确区分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具体到司法实践,在组织与协助组织卖淫并存的卖淫团伙中,受雇担任卖淫场所负责人的一般构成组织卖淫罪,受雇管理卖淫人员的一般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此外,组织与协助组织卖淫均有主从犯之分,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应对卖淫团伙存续期间的所有卖淫活动承担刑事责任;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只应对其参与的具体卖淫活动负责。

协助组织卖淫罪中非法获利的数额认定

【裁判要旨】协助组织卖淫独立成罪是在其与组织卖淫罪罪质不同的基础上,为更好实现罪刑均衡价值而作出的理性选择。从文理解释的角度看,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非法获利应受到“协助”一词餉辖制,而非“组织”;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将个人获利作为认定协助组织卖淫者非法获利的标准,才不会出现该罪情节严重与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倒挂的悖论,才能更好地体现殳法原意,实现罪刑均衡的实质正义。

协助组织卖淫非法获利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李春良、康银发协助组织卖淫案

【裁判要旨】协助组织卖淫者的非法获利金额不等同于组织卖淫场所的营业总额,应以协助组织卖淫者个人的非法获利金额认定协助组织卖淫者的非法获利金额,并以此评价协助组织者的犯罪情节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才符合立法原意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姐妹花”背后的罪恶——安庆一起组织逼迫少女卖淫团伙覆灭记

2005年元月11日,一个名曰进城开店、实为逼良为娼、组织少女卖淫的犯罪团伙3名主要成员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安庆市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彩云(女,44岁)因组织他人卖淫、强迫不满14岁的幼女卖淫,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被告人黄小毛(男,51岁)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五千元;被告人朱龙(男,46岁)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两千元。

组织卖淫罪客观方面的要件

【裁判要旨】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性体现为对卖淫活动起到了控制、管理或支配作用,与犯罪主体是否是卖淫场所的经营者或承包者没有必然关联。同时,这种控制、管理应当直接针对卖淫活动本身,而非仅在外围为组织、策划或指挥卖淫提供帮助。■案号一审:(2013)闵行初字第36号【案情】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建。2011年7月起,被告人张建在上市闵行区天一温泉浴场工作。

案名:薛某容留卖淫罪等案 主题:卖淫类刑事案件的辨析与思考

组织卖淫罪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区别,关键在于形式要件上是否达到控制"多人"及实质要件上是否具有"组织性"。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在于组织卖淫的行为人是实施了控制管理卖淫人员或卖淫活动的实行犯,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人是帮助犯。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内部可以再根据作用大小区分主从犯。对目前卖淫类案件存在侦查取证侧重点、量刑标准欠缺层级分化等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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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提供大量嫖客信息的行为定性

【裁判要旨】对于在卖淫团伙中负责收集、提供大量嫖客信息的行为人,判断其构成组织卖淫罪还是协助组织卖淫罪,不仅要看该行为人在"卖淫契约"的成立过程中是否起到实质上的核心作用,而且要从分赃比例、入伙时间等方面分析该行为人在犯罪层级中是否具有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