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障视域下实现“双碳”目标的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

“双碳”目标已被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之中。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必须要有法治化的保障,需要立法、行政、司法等多途径的共同推进与协同发力。当前,我国气候变化应对、碳排放控制相关立法尚不健全且进展缓慢,仍由各类政策及行政措施起主导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充分发挥司法保障机制的作用。从司法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系统性视角,我国司法实践正积极探索司法与行政协同联动机制。为推进“双碳”目标和突破气候诉讼现有局限,还需要在该领域进一步拓展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的探索,开展直接针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和事实等问题的诉讼,构建“碳排放影响评价”检察气候行政公益诉讼,探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在这些新型诉讼中丰富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内涵。

论黄河流域环境司法协同的法理溯源与制度构建

黄河流域环境司法协同当属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目标的必要法治保障。当前,在黄河流域环境保护进程中开展的司法协作存在系统化程度不够、司法协作主体及其职责不清、司法协作实践的形式化问题明显以及司法协作配套制度供给不足等多重制约。黄河流域是一个兼具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有机巨系统,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应当理性审视依行政区划建立的司法保护体制机制,以生态整体主义与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根基,由司法协作转向司法协同,锚定司法协同的体制机制、主体范围、衔接程序以及配套制度这四条主线探索黄河流域环境司法协同制度的构建,以形成“全黄河流域”环境司法“系统化协同”体系,为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司法保障。

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同机制研究

《长江保护法》对协同治理的立法期待,需要在司法层面予以落实,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同机制对于化解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司法碎片化治理的矛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近年来,长江流域沿岸在环境司法协同机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但在实践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长江流域系统整体性出发,突破传统司法行政割据地方碎片化治理弊端,立足于长江流域司法一体化保护的现实需要,构建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同机制。

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的多维分析及其实现

生态环境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内各环境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应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治理。随着跨域环境诉讼案件的增多,司法机关逐渐意识到传统的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的环境资源司法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诉讼案件。在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指引下,我国的环境资源司法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方法论对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进行重新建构,通过环境资源司法机关的内部与外部双向协同,以及司法全过程的协同推动环境资源司法朝向“司法协同”方向发展,并建立相关制度保障确保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切实发挥其制度效能,实现构建司法协同机制的目标。

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的逻辑与路径

国家公园司法保护走向协作治理是自然规律和司法实践的双重要求,其逻辑机理根植于国家公园整体性保护的内生需求、契合环境司法协同治理理论、迎合环境司法国家公园化。当前我国国家公园司法协作治理模式尚处分散性探索阶段,系统检视司法实践,仍然面临着修复性司法理念贯彻不足、立法支撑不足、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缺乏针对性、协作机制形式化与保障制度匮乏的困境。我国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应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方法论指引,从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完善立法供给、推进国家公园司法专门化建设、构建主体多元化的协作模式、健全保障体系,发挥司法作为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

跨地司法协同促进了经济增长吗?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网裁定书文本数据,将政法委书记异地任职和交流经历作为跨地司法协同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跨地司法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和潜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跨地司法协同与经济增长整体上呈U型关系,且司法协同通过资源要素重配和营商环境两种潜在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司法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抑制作用。相比跨省司法协同,省内司法协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低人口流动城市,高人口流动城市的跨地区司法协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经济纠纷类案件的跨地司法协同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刑事、交通和其他民事案件的跨地区司法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临近地区的司法协同对本地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出显著的地理衰减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同机制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在民商事领域的往来越来越密切,由此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三地司法体制不同给民商事纠纷的解决带来了重重困难。多年来,内地、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在民商事司法协同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相互签订了不少协议,但还存在“安排模式”难以满足形势发展需要、司法协同覆盖民商事纠纷的范围有限、公共秩序存在不确定性、司法协同的方式跟不上时代发展等问题。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坚持以宪法和港澳基本法为基本依据、坚持粤港澳三地法律地位平等、互利共赢,通过创新协同模式、促进协同范围全覆盖、对公共秩序的适用作出明确限制、搭建多元化协同平台等途径,完善三地司法协同机制,使民商事纠纷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长三角区域司法协同的法治应对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推进长三角区域司法协同符合当代中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有助于破除司法地方化、推进区域法治建设。目前,长三角区域司法协同处在初步探索阶段,立法保障不足、协同主体范围小、司法裁判存在区域差异化、司法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都亟需解决。有必要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推进司法协同主体多元化、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以及加强司法信息共享和诉讼服务协作等措施,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司法协同。

黄河上游环境司法协同治理的制度完善

司法作为流域环境治理的兜底环节,建立黄河上游环境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对于实现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黄河上游作为完整的流域生态空间,具有整体系统性特点。通过注重职能融构形成整体效应的流域环境司法协同机制能够有效破除流域空间整体性与传统环境司法之间的壁垒。然而,当前黄河上游的环境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存在形式单一、缺少上位法律依据以及司法与行政相独立的现实困境。需要通过推动环境司法流域化发展、夯实法律依据以及强化司法与行政协同三个维度来完善黄河上游环境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长三角司法协同化发展研究的困境与完善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观察

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以期为地方法院处理相似案件提供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类型多样,涵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人格权保障、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司法协同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长三角司法协同化制度构建的角度出发,分别从前提、主体、内容及后续的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对长三角司法协同化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区域司法协同

在党中央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区域司法协同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区域治理的交汇点,强调将区域内的司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区域司法协同不仅构成了区域法治必要的组成部分,也符合现今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还有助于破除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但同时也面临着规范冲突、制度保障不足、发展动力缺失、区域内部不平衡等问题。与之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有助于通过消减司法地方化、统一区域法律适用、司法协作常态化等方式,有力推动区域司法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巡回法庭还应当注意处理区域“建构性”与“自生自发”之间的矛盾,并弥合自身功能定位同司法协同目标之间的缝隙,进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日常办公室”,不断优化和完善“便利型”“治理型”“交流型”三类区域司法协同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司法协同机制初探

随着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和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蓝图已经完全展开,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突出。《纲要》提出要坚持大湾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保护大湾区生态环境。因此,在“一国两制”的法制背景下,建立粤港澳环境司法协同机制,共同保护、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势在必行。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选择“双层协作”的环境法治协同模式,也就是从构建高层政府联席会议的顶层设计和优化区际环境司法协作,设立大湾区环境法庭,协调粤港澳环境法律的制度与标准,共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司法协同机制,统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

黄河流域环境犯罪司法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黄河流域环境犯罪司法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及时整治环境问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前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依然存在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作机制建设进展缓慢,审判机构专门化和司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有待加强,司法部门内部的协同被弱化,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等问题。有必要加强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建设;开展审判机构专门化和司法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推动信息共享,强化司法部门内部之间的协同;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提升司法协同治理的实效。

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律模式及其优化

流域协同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实践历程较长。从实务角度考察,流域协同治理目前存在流域协同立法、流域协同司法、流域协同执法三种具体模式。单一适用某一种治理模式存在着立法狭窄化、同案不同判、执法无依据等问题。“一体化”治理强调将三种模式同步、综合利用,以规避问题,发挥系统治理优势。在“一体化”治理视域下,协同司法、协同执法推动立法范围的科学划定;协同立法、协同执法保障同案同判目标的实现;协同立法、协同司法保障执法过程的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一体化”治理为流域良法善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从“协作”到“协同”:黄河流域环境司法治理的进路

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环境司法协同。为应对黄河流域违法行为特殊性的实践需求,流域环境司法协同是《黄河保护法》立法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通过阐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作保护现状及不足,现行协作模式无法行之有效地从司法角度规制黄河流域环境污染。探讨高效司法协同机制,是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之道,以流域为单位对公检法机构进行有机整合,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机制的统一与协同功能,构建专门化的跨区域司法协同主体,划定主体功能和责任边界;立足实践需求,加强部门间的协商沟通,实现从司法协作走向司法协同的流域司法治理机制构建。

长三角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

2003年4月,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等十六省区市的代表针对跨地区专利违法行为的执法工作开展协作,共同签订了省际专利行政执法协作协议,以指导长三角地区的专利行政执法协作工作。经过近20年的交流与合作,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成效明显,保护力度与发展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当前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文章从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以期为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深层次推进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绿色发展理念下京津冀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创新研究——以审判权构建为视角

绿色发展理念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交叉叠加,如何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体制,是区域生态协同保护的核心任务。京津冀环境资源司法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区位价值、生态价值和司法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失衡、区域司法差异及协同审判体制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为了充分发挥区域司法协作的治理效能,使其成为区域生态协同治理的关键一招。有必要创新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而对于环境司法协同机制的创新有必要从综合审判法院体系的构建、协同审判模式的构造、专业审判团队的打造及审判信息共享模式的探索等方面具体开展。

长江流域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长江保护法》的实施对我国长江流域司法保护提出了新要求,为了实现立法的意义期待,需要在司法层面予以落实,但目前长江流域司法保护仍存在诸多问题。基于对全流域司法、司法协同、动态回应性法治的理论进行分析,厘清长江流域的司法保护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流域创新性规范缺少法律基础、长江流域环境保护机构设置缺乏整体性、未重视能动司法的效用等问题。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措施,具体方式包括完善规范基础、加强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系统性、加强能动司法效用等对策。以此为今后的长江流域保护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促使长江流域司法保护迈入新阶段。